01

那天在紐約亨特學院演講，上午一場，下午一場。演講結束時有現(xiàn)場交流，由于聽眾數(shù)量太多，主持人怕一一站起來提問占據太長時間，就改用寫紙條提問的方式。我把一大疊紙條拿在手上一張張回答，發(fā)現(xiàn)有很多問題是重復的。重復最多的問題是：全世界都看到，中國這些年來經濟發(fā)展突飛猛進，而精神文化卻明顯滯后，甚至出現(xiàn)到處制假、造假的狂潮而無羞恥感的約束，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何在？應該如何解決？

這是一個大題目，我花了很長時間來表達我在這方面的沉重思考。

從這個大題目派生出來的一個小題目，至少也有三張紙條問到：現(xiàn)在中國的教育發(fā)展也不慢，文化人的隊伍也不小，為什么在文學藝術的創(chuàng)作上卻成果寥寥？

我知道，他們所說的“成果”，與我們每年大規(guī)模頒獎、匯演所制造的熱鬧是另一回事。

我回答說：“不管在哪個時代、哪個國家，文學藝術的最高創(chuàng)造者永遠是極少數(shù)。他們總是分外孤獨、辛勞、煩悶、脆弱，他們總是備受嫉妒、非議、刁難、剝奪，因此，要讓他們消失太容易了。過去，群體性的所謂‘創(chuàng)作繁榮’完全不在乎沈從文、張愛玲的悄然擱筆，現(xiàn)在才知，后者的分量可能遠遠重于前者。但現(xiàn)在，中國仍然沒有建立起對真正獨立的文化創(chuàng)造者的保護機制，而且磨損機制卻大大加強了。”

說到這里，我又鬼使神差地重復了一句：“是的，他們太脆弱了，太容易消失了……也許在他們消失很久之后，人們才知道他們消失的分量，但來不及了。也許人們永遠也不知道……”

“說得好！”一個聲音從第三排中間響起，那是年邁的夏志清教授，他也屈尊前來聽講了。

02

我不能不相信，那天下午，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擊中了我。

后來仔細算來，正是我一再喃喃地重復“他們太脆弱了，太容易消失了”的時候，陳逸飛先生在上海處于彌留之際。我演講的亨特學院，正是他當年獲得藝術學碩士學位的地方。

第二天，美國網站上立即出現(xiàn)了他不幸去世的消息，好心的網友在后面又加了一句：“他的好朋友余秋雨先生正在這里巡回講學，怕影響他的情緒，我們暫時不告訴他吧。”

但是第二天，我就知道了。

那天我去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演講，穿上了陳逸飛先生多年前送給我的一套制服。我的行李箱里居然帶了這套制服，想起來也有點奇怪。

國會圖書館的負責人用很隆重的儀式歡迎我，在我演講開始前向全體聽眾出示一本本館藏的標有我名字的書，并一一進行介紹。等我開講，開頭就說：“我要介紹的，是今天我穿的這套制服。”然后，我告訴聽眾，這幾天，中國失去了一個什么樣的藝術家。

聽眾其實都知道他，禮堂氣氛肅穆了。我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在遠方悼念著我的朋友。

此后，我輪著到馬里蘭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和休斯敦的華文作家協(xié)會演講，每次都以這套制服、這位朋友開頭。我要把悼念延長，我覺得他有這個資格。

03

這套制服，他是在上世紀的最后一年送給我的。

他知道我接受了香港鳳凰衛(wèi)視的邀請，要投身于穿越北非、中東、海灣、中亞、南亞的貼地歷險。此途之險，其他友人知之不多，但他比較了解國際形勢，態(tài)度立即鄭重起來。

他讓鳳凰衛(wèi)視的攝影隊來到他的畫室，拍攝他的一段談話。他講述了我們這次世紀之交萬里歷險的重大意義，特別強調了我參與其事的特殊意義。他說，他與我同齡，因此更能體會我在這般年齡下這般狠心的文化責任。他預言這次壯舉將在全球華人觀眾中產生巨大影響。

我知道，他發(fā)表這番談話，是怕早已分不清大小輕重的文化界在熱鬧喧騰間把真正的大事看輕了。

然后，他送給我這套制服。

由于我和他長得比較像，很多人經常拿著我的書要他簽名，或親切地稱呼我“陳先生”，因此，那天我接過他的衣服時開了一句玩笑：“萬一我遭遇不幸，我會穿著這套制服，人家更分不清是誰了。”

“那就算我們兩個一起不幸了。”他接口，但又立即拍打了一下我的肩：“笑話！笑話！不能講這樣的笑話！”

04

我知道，那幾個月，他天天在電視機前緊盯著我。

誰知，我一回國門，就遇見了一個莫名其妙的誹謗事件。

在今天不少文化人心中，多么渴望著一個同行被轟倒的消息啊，盡管他們明知這個人剛剛冒著生命的危險萬里歸來。

由于對我一切誹謗的起點總是在上海，那次我回上海的心情不僅是黯淡的，甚至是憤怒的。但是，剛到上海，我就接到了他的電話。那是上午，他說他昨夜才從倫敦回來，要我中午就到一家叫Face的餐廳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