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顧丞峰
接到《藝術·當代》約我寫篇南京當代藝術生態(tài)的文章后，我首先想起，多年前我曾為《中國地域美術》的南京部分寫過一篇叫做《金陵尋夢》的文章，那是一篇從地域的角度談南京乃至江蘇現(xiàn)存藝術狀態(tài)的文章，雖然后來并未見諸發(fā)表，但我卻留下深刻印象。
地域與藝術家的關系是一個古老的話題，早在十九世紀的西人丹納，就為我們構筑了“種族、環(huán)境、時代”這樣的決定論關系，中國傳統(tǒng)中的相關描述則是“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這個決定論伴隨著現(xiàn)代藝術的興起開始褪色——來自不同地域的藝術家逐步群聚在中心城市，在某種信念的驅使下，流派與風格開始與地域特征不再具有決定關系。特別在直面后現(xiàn)代社會生活的今天，地域文化，更變成了“保守”、“封閉”的代名詞，中心與邊緣的界限，一方面愈加明顯；另一方面卻越來越模糊，因為交通工具的提速和網絡的即時性大大簡化了空間與時間，在這樣的背景下再談論藝術的地域性對藝術家的影響，豈不有緣木求魚之感？
我須為自己的寫作尋找恰當?shù)睦碛桑暗赜颉憋@然是限制性詞匯，而“生態(tài)”卻是相對中性的詞匯，無論“中心”還是“邊緣”，其存在的環(huán)境就是“生態(tài)”，生態(tài)顯然不同，看來，這就是我寫作的理由了。
當代美術的生態(tài)由哪些因素構成？無非由以下因素：藝術家、藝術家工作場所、展出場所、畫廊機制、院校教育、傳媒與批評等。
這里的“當代藝術”概念也不得不談，近年來關于這個概念的界定討論頗多，在我看來當代藝術起碼有三層含義：一是時間限定（近二十年）；二是價值限定（作品中表達的當代問題以及當代思考）；三是風格限定（明顯的現(xiàn)代主義風格模仿也不能稱為當代）。
有了以上兩方面的說明，我的描述就可以展開了。
藝術集結——“秋日草蜢”續(xù)
說起藝術家，南京的當代藝術從事者的基本格局與十年前并無太大區(qū)別，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管策一輩人算起，如今差不多已經有了三代人了，他們主要都身居學院以外，正好幕府山藝術區(qū)現(xiàn)有畫家（藝術家）二三十人，他們的結構和年齡以及師承正好是這一格局的形象說明。其實九十年代后期當他們中的多數(shù)還居南京城東的江東村藝術區(qū)時，這個格局就基本奠定下來了。
“秋日草蜢”這個詞源自多年前文學評論家王干為十幾年前南京的一個當代藝術展撰寫的文章題目。草蜢者，多有楞頭、不管深淺之意，但卻是褒獎新進們的敢想敢干。如今“秋日草蜢”們多已近中年，藝術上延續(xù)多于變化，也有當時不在這些“草蜢”之內后來由于去北京獲得了大進展的，如劉鼎、沈勁東等。北京的市場、北京的火爆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冒險者們，南京的藝術家們同樣如此。金融危機使得一些人穿梭于寧、京兩地，這樣候鳥的現(xiàn)象差不多遍布全國，也許這正是信息時代藝術家居留的一種方式——樂于游走在中心與邊緣之間。南京這個城市，其在當代藝術格局里從未能上升到一線，也不會下降到哪里，畢竟南京這塊土壤形成了藝術家們“達則呼嘯而去，窮則自有其樂”的悠游的心理。
說到藝術家，不得不說幕府山藝術區(qū)了，向往著能夠成為像北京798、上海莫干山藝術區(qū)一樣的南京幕府山，這回又要仰天長嘆了——工作在這里的藝術家們剛剛（5月）接到土地主人的通知：2010年10，這里將完全拆遷！對辛苦經營多年的藝術家們來說，一切來得是那么快和那么不容置辯，很快這里就將上演在北京798邊緣地帶所上演的一幕幕拆遷喜鬧劇——藝術家的反抗和滿墻的抗議標語顯示著藝術家們的發(fā)自內心的創(chuàng)造力，但是轟隆隆的鋼釬鐵錘并不把這些放在眼里，當藝術碰上了強權，藝術的弱性就顯露無疑。南京的幕府山藝術區(qū)能否也上演反抗而徒勞一幕？當年幕府山藝術區(qū)的最早倡議者也是區(qū)內畫家于小雨，他只是無奈地搖搖頭：“沒有辦法……”。
正像幕府山藝術區(qū)完全是在自發(fā)情況下聚集起來，逐漸形成人氣一樣，缺乏規(guī)模、缺乏規(guī)劃也是它無法在強權面前抵御的原因。設想一下，如果能夠在這些年里有計劃地將商業(yè)和時尚因素引入，打造一個官方津津樂道的文化產業(yè)格局，那么也許是另一個局面了，但這些都需要策劃，而且798現(xiàn)有的商業(yè)模式也不是每個藝術家都喜歡的。
無論如何，這些年來，南京幕府山藝術區(qū)對凝聚當代藝術的人氣作用顯然，通過工作室開放與藝術展出（青和美術館），還是有效地推動了當代藝術的創(chuàng)作。如果說當代藝術需要一個窗口向外界展示的話，當然不能僅僅是個體的藝術品，作為當代藝術生態(tài)中極其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藝術區(qū)是必不可少的。
南京的當代藝術區(qū)向何處去？我聽到畫家劉國夫說，已經在更遠的寶華山下找到一塊地方，但愿那里能有好的規(guī)劃和策劃。
藝術展示空間——人氣的比拼
南京的當代藝術展示空間如何呢？
與幕府山藝術區(qū)相比，另一塊較具人氣的當代藝術展出空間，當屬毗鄰南藝的文化產業(yè)創(chuàng)意園，此處地處城區(qū)核心地帶，九十年代初由廢棄的化工研究所改成，其業(yè)態(tài)并非藝術家的工作室而是駐有幾個經常展出當代藝術的空間，如“南視覺”、“藝事后素”和“恒”空間等，雖然空間都不算很大，但位置的優(yōu)勢使得它們不斷有中小型的當代藝術展吸引眼球，在南京也成為了一道經常的風景。這其中時有大手筆的當然首屬葛亞平和其麾下的資源。
“大手筆”指的是十年來葛亞平連續(xù)做的南京三年展（中國藝術三年展），由個人出資，堅持連續(xù)做一個三年展，并使之具有國際性，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國內同此模式只有成都雙年展。葛亞平的財力與鄧鴻比較相去甚遠，而南京三年展相對更純粹的狀態(tài)就顯得難能可貴。在目前的資金狀態(tài)、運行體制下，南京三年展的堅持本身就不易，其發(fā)展多少有些奢望了。但盡管如此，南京能夠有這樣一個國際性當代藝術三年展，的確對推動南京的當代藝術發(fā)展和拓展公共視野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另一個曾在城市中心的場館鼓樓的“四方美術館”如今已經風光不再，這個九十年代后期出現(xiàn)的當代藝術中小型展場，多年以來在李小山的經營下，時有刺激眼球的主題性展示給人以期待，但如今隨著場地的出讓和李小山的離去已經成為人們的回憶。
追溯起來，南京真正大型的當代藝術展出場地還非南京博物院莫屬，三年展和另一些大型的展出都借場地在此展出，既然江蘇美術館承擔不起這個使命，重任的旁落是自然而然的。從官方響應潮流，支持當代藝術的大格局看，南京乃至江蘇在國內一線文化城市中只能位列中下游。
順便一提當代藝術的市場與畫廊這一環(huán)節(jié)，南京是缺憾的，過去如此，而且在可見的將來也不樂觀。究其原因，南京雖然在文化上有自己的態(tài)勢，但在藝術投資機制上天生地傾向于傳統(tǒng)書畫（這在拍賣的拍品以及成交上體現(xiàn)也十分明顯），始終沒能成長出當代形態(tài)的畫廊，這是制約著南京當代藝術、大型展出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南京的當代藝術家只能在北京或上海尋找更好的發(fā)展機會的重要原因之一。南京離上海太近，反而限制了南京自身畫廊機制的發(fā)展。
學院教育——遺憾的比較
相比較起四川美術學院，南京的藝術院校在推動當代藝術的作用上就顯得十分疲弱了。川美那種教師對學生的表率示范作用、黃桷坪的藝術社區(qū)的“熱炒熱賣”的藝術氛圍（王林語），準確說在南京、在南藝內外都付闕如。這有歷史的原因，更多的是現(xiàn)實的反映。從一個簡單的現(xiàn)象上看：近些年來川軍畫家一撥一撥地耀眼于國內的畫界，在2010年6月份剛剛舉辦的大型展覽“改造歷史”中，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足有一半或一小半畫家來四川，雖然這與策展人呂澎的川籍不無聯(lián)系，但川軍在當代美術特別是當代繪畫或者說是當代畫廊中受寵的現(xiàn)象是美術界有目共睹的。另一個并不特別惹眼但卻是實際存在的現(xiàn)象是：國內當代美術批評中年輕、現(xiàn)在一線活躍的批評家，出自四川美院的也占了大多數(shù)；而且在國內許多當代美術刊物（大多是沒刊號或以書代刊的）、藝術網站中工作的年輕人，來自川美的也占了相當?shù)谋壤＿@樣的互相推動與幫襯，加之“川幫”本有的互助傳統(tǒng)，四川美術學院的教學以及指向性上的選擇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以此來看，無論在國內當代美術領域、還是在商業(yè)成功的榜單上，或者在國內年輕批評家的身影中、在國內當代藝術策劃、媒體工作者的名單里，近年南藝乃至南師畢業(yè)的學生的名字都少得可憐。即使用目前最流行的一個詞，“就業(yè)率”來檢驗，也是令人不安的。事實再有力不過地說明了：起碼在當代藝術這個領域，南藝的教學設計、課程安排和氛圍影響上是有重大缺憾的，這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南藝對“新文人畫”這一領域的影響和貢獻相比就更加明顯。“江山代有才人出”，真不要“莫對金樽空嗟嘆”。
盡管如此，南京的絕大多數(shù)當代藝術家，仍是毫無選擇地出自南藝和南師，設想一下，如果在寧的藝術院校在教學和氛圍上大幅度傾向當代藝術，那又將是怎樣一番局面呢？
媒體與批評——滯重的步履
媒體與批評都是構成當代美術生態(tài)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談到南京的媒體，仍惟《畫刊》無它。從《江蘇畫刊》改名為《畫刊》后，適趕上國內平面美術媒體大擴展之時段，由于地處非中心的江蘇，而且作為江蘇美術出版社下屬的一個部門，行政上的受限，種種因素加之，《畫刊》在近年來影響逐步縮小是不爭的事實，特別是2008年以來在北京出現(xiàn)的“辦雜志熱”，伴隨著金融泡沫的發(fā)酵，一時間各色美術雜志真可謂琳瑯滿目百花齊放。《畫刊》在這樣的比照下更顯得凝滯和步履沉重。
好漢不要落得只提當年勇的地步，如何在平面媒體的夕陽中閃現(xiàn)光輝、如何克服自身的沉重與羈絆，這是擺在《畫刊》面前的挑戰(zhàn)，但愿各位前同仁們能夠找到克敵制勝的辦法，這是我的期待，也是作為藝術生態(tài)必不可少的一環(huán)節(jié)的期待。
談及南京當代批評的狀況，比起本地的藝術媒體來也并不樂觀到哪里去，數(shù)來數(shù)去，南京乃至江蘇還是十幾年前那幾桿老人老槍。中途加入者如左靖、朱朱等或在北京發(fā)展或更鐘情于網絡，展覽策劃對他們的吸引力更強；更年輕的人才匱乏，這不能不說是學院教育的問題。更年輕的唯有崔燦燦的出現(xiàn)是一個亮點，此后生在《畫刊》供職，聰明的他毅然放棄了本科所學的油畫，轉而從事批評，恰好在媒體工作，于是就將兩者的好處恰當?shù)亟Y合，迅速加入了國內年輕批評家的行列，識時務者為俊杰，取法其上，最少得其中，倘若日后學養(yǎng)的方面能跟得上且擺脫某些誘惑，此人當在國內美術批評界有長足發(fā)展。希望這樣的人才能夠在今后越加涌現(xiàn)，一代更比一代強。
總而言之，就南京的當代藝術而言，地域如今已經不是問題，綜合而論，藝術生態(tài)在國內的各主要地區(qū)比較中位列中游。這個評價不乏主觀，所以我才用“印象”這樣的字眼冠之以題目。無論如何，是客觀造就了主觀，當然主觀可以試圖超越，一種超越是改造并完善客觀；另一種超越是跳出此時此地，飛往更適宜生長之土壤，就像一些人所做的那樣。
我們鼓勵第二種超越，我們堅守第一種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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