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去年底《今天我們?yōu)槭裁匆廊灰矏郛敶囆g——也談建構當代中國藝術的核心價值觀問題》[①]一文中，首次對近一年來國內藝術界一些學者在訪談或著述中每每提及的中國當代藝術在價值觀和內容上的特征問題，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和擔憂。為此，我在該文中專門用一定的篇幅探討了“中國當代藝術”作為一個名詞概念和一種藝術實踐，在中國最近二十年來生成和發(fā)展的實際情境，指出描述中國當代藝術的價值觀和內容特征，不能不首先考慮中國當代藝術的歷史事實和語境，任何藝術批評不能脫離藝術實踐的歷史語境，任何價值觀的梳理不能不面對既有的事實實踐。在最近完成的為2009年“第四屆成都雙年展”圖錄撰寫的《中國當代藝術：走向多元化敘事方式》論文中[②]，我又具體從話語敘事方式的角度，闡述了中國當代藝術中寫實風格的現實主義敘事手法和抽象觀念風格的形式主義敘事手法，都是藝術家主體在意識和觀念的層面上建構自己與現實生存環(huán)境的想象性關系的努力。我特別在論文的結尾部分強調：“對藝術敘事方式和方法的研究和探討，與這種工作在中國具體社會背景下被理解和被使用的方式是存在著重要區(qū)別的，因為一旦我們從包括藝術敘事在內的藝術象征形式進入到它的社會運用，那么，我們就必須面臨它在中國社會背景下被用于建立特定價值觀和規(guī)范化的社會共識的復雜性。”[③]

現在，我將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價值觀問題在進入社會運用的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現實和理論困惑與爭議，做進一步廣泛和深入的討論，以期比較全面和準確地描述出這個問題的復雜性的全貌，從而表明任何學術命題的提出決非主觀愿望和情緒所能左右，必須首先明確該命題的邏輯自恰性。

價值觀問題提出的背景分析

正像上面提到的，價值觀問題只有在藝術作為一種象征形式被帶入到社會運用領域里的時候，才會顯露出來。換句話說，價值觀問題只有在對同一社會內部的不同藝術象征形式之間或者不同社會的藝術象征形式之間進行比較和分析的時候，才會突現出來。單一的藝術象征形式，即單一的藝術作品的視覺符號，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價值，但尚未上升到思想觀念和原則規(guī)范的層面。因此，價值觀總是在具體社會這樣的背景和語境的運用中形成的。

那么，中國當代藝術價值觀問題是如何被帶入到中國的社會背景中的呢?

一、現實背景分析

這首先與改革開放30年中國成為了發(fā)展中國家的最大經濟體有關。最近據預測，中國的經濟今年年底有可能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也就是說，中國最近30年經濟的發(fā)展成就是舉世矚目的。所以對文化上國際形象的訴求就順理成章地提了出來。可是何種藝術的象征形式能夠體現出這種文化上國際形象的訴求呢?我們今天用何種文化的形象來與這世界上其它民族、其它國家進行分享，或者進行溝通，或者爭奪一席之地呢?再具體點講，什么是可以和西方溝通的藝術媒介及藝術語言形態(tài)呢?是那種傳統(tǒng)的民間藝術、傳統(tǒng)的民間文化嗎?多年來藝術交流的經歷已經向我們證明，至少到今天為止，我們傳統(tǒng)的水墨、傳統(tǒng)的書法，傳統(tǒng)的篆刻等等，不能成為一種國際化的語言形態(tài)，無法作為一個公分母來被人分享。而油畫、雕塑、攝影，包括一些新近的藝術媒介，從媒介角度來講是可以和西方進行交流，因為它們正是今天世界范圍內當代藝術普遍使用的藝術媒介與語言形態(tài)。我們今天知道要用英文來和西方人交流，因為英文隨著工業(yè)文明和現代社會的興起，成為世界最主要的交流語言。我們不可能簡單地認為持何種語言的事實中存在著霸權問題，存在著話語權的問題。語言本身是用來交流思想，是用來分享思想成果的，世界上的人們?yōu)槭裁丛诂F階段普遍使用這種語言而不使用那種語言，是因為語言背后所體現的一系列社會文明進步的成果。

我們使用這些從西方傳來的藝術媒介，并且借鑒其藝術語言形態(tài)，并不意味著我們在照搬、照抄，也不意味著這些藝術媒介和語言形態(tài)本身是僵死和靜止不變的。實際上正像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一直在向西方學習、借鑒、引資以促進和轉化自己的研究開發(fā)一樣，我們的文化藝術也一直在和西方碰撞、交流。碰撞交流的結果自然是要尋求自身的一種形象。所有中國藝術工作者都希望通過學習、借鑒和交流，尋找到再造中國當代藝術新形象的有效路徑，希望中國自己的藝術能夠經過當代文化的轉換，形成一種當代藝術形態(tài)，能夠立于世界當代文化之林。

如果我們把眼光回溯得更遠一些，就會看到，這種想樹立自我形象的文化訴求，從古到今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因為早在古代，我們的文化就始終處在與異域文化相互碰撞和交流吸收的過程中。佛教不是中國原產的宗教，佛教從東漢開始傳到中國來，一直到唐代中期，經過了幾個世紀，才融會為一種中國自己的宗教，其造像藝術的語言形態(tài)，才形成了豐腴圓潤、優(yōu)雅怡然的中國藝術形象。在此之前，云岡石窟，龍門石窟，其造像風格很大程度上都帶有不同程度的異域民族的文化色彩。如果說對佛教的吸收和再造，是兩千年前在一個共同東方的語境里進行的，歷時6個世紀，那么，從19世紀后半葉開始的東西方跨越萬里空間的碰撞和交流，何時能夠出現一種新的符合中國自身的藝術象征形式呢?我們當然不會再需要六個世紀的漫長時間，因為今天世界的交流途徑和速度遠非一兩千年前可比。

因此，我可以理解中國當代藝術價值觀作為一個問題而不是一個概念，被一些人提出來時的社會歷史背景和焦急迫切心情，甚至包括塑造中國當代藝術的國際形象的策略需要[④]，因為我們每一個中國藝術工作者，都生活在這樣的現實社會環(huán)境之中，這樣的思考實際上每天都在發(fā)生著和進行著，因此提出這樣的問題有著非常現實的土壤。可問題首先在于，這個價值觀究竟在哪里?它以何種形式被呈現出來，它是否適用于所有今天同時代的藝術，而不是有所具體所指?面對一個無限放大的“當代藝術”，這個價值觀是否還具有具體鮮活的內涵?[⑤]在無邊的“當代藝術”面前，這個價值觀還能否被具體地描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