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稚柳與徐邦達是中國書畫鑒定界兩位鑒定大家,為我國古書畫的鑒定和收藏作出了杰出貢獻,被稱為“南謝北徐”。謝稚柳出生于1910年,比徐邦達長一歲。解放后,謝稚柳工作于上海博物館,該館所藏書畫,有許多是經(jīng)謝稚柳之手收進的,而且其藏品也都經(jīng)他鑒定過;徐邦達供職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為故宮博物院書畫館的籌建立下了汗馬功勞。謝稚柳參加了國家文物局分別于1962年、1983年組織的兩屆中國書畫鑒定組,并且任1983年書畫鑒定組的組長,率領(lǐng)鑒定組專家歷時8年,對國有所藏歷代書畫藏品進行鑒定和整理,并造冊出版;徐邦達為1983年書畫鑒定組7位成員之一,也參加了為古代書畫立戶口的工作。以二人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鑒定地位而論,旗鼓相當,但二人的鑒定風格不同,由此也引發(fā)了一些學術(shù)之爭甚至一些矛盾。本文將其二人過往之事簡述如下,也許會對我們研習書畫有些借鑒。 ?徐熙 雪竹圖 絹本水墨 151.1×99.2cm 上海博物館 藏?徐熙《雪竹圖》之分歧 《雪竹圖》是一幅沒有題款的絹本畫,原為近現(xiàn)代著名收藏家錢鏡塘收藏,后入藏上海博物館。謝稚柳鑒定此圖出自五代南唐畫家徐熙之手,而徐邦達認為,此圖早不過南宋中期,晚可到元明之間。因此不會是徐熙或徐派畫作。二人的不同觀點主要體現(xiàn)在三篇學術(shù)文章中:謝稚柳于1973年發(fā)表了《徐熙落墨兼論〈雪竹圖〉》,徐邦達在1983年第2期《藝與美》上也發(fā)表了《徐熙‘落墨花’畫法試探》,謝稚柳1986年在香港看到徐文后,又撰寫了《再論徐熙落墨花——答徐邦達先生〈徐熙‘落墨花’畫法試探〉》。 二人的分歧焦點主要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對“落墨”的理解上。在《徐熙落墨兼論〈雪竹圖〉》中,謝稚柳引用了許多記載徐熙畫法的文獻史料,他認為所謂“落墨”,是一切以用墨來奠定,而著色只處于輔助地位。在一幅畫中,技法的運用只是隨著真實的藝術(shù)變化,絕對沒有固定的規(guī)律。因而,當時特別用“落墨”來區(qū)別這種體制。謝稚柳認為,《雪竹圖》沒有任何旁證說明此畫出于何人或何時,只有從畫的本身來加以辨識。“從它的藝術(shù)時代性而論,不會是晚于北宋初期的制作。”謝稚柳還詳細分析了此畫的畫法,認為總體是工整精微的寫實,是多種筆勢與多種墨彩的組合,是一種突破了唐代以來各種畫法的新穎風格。謝稚柳認為此畫完全符合徐熙“落墨”的規(guī)律,斷定是徐熙的畫跡。徐邦達在撰寫的《徐熙“落墨花”畫法試探》中,引用的畫史資料幾乎和謝先生的相同,但他認為“落墨”即是“落筆”。“……‘落墨’即‘落筆’,墨不能離開筆顯現(xiàn)在紙絹上,所以論畫都以‘筆墨’合稱,明白了這一點,才能理解所謂落墨應是一種怎樣的風格面貌的花卉畫了。” 其次,徐邦達又從絹的尺幅來考證,認為“徐熙是五代人,那時畫絹的門面不寬,一般不能超過60厘米以上(這是我們用許多兩宋畫來對比之后得到的結(jié)論,詳見拙著《古書畫鑒定概論》第三章),此圖闊約1米,系獨幅絹,那起碼到南宋時期,才能見到。憑這一點,至少不能承認它是南宋以前之物,是無可爭辯的。”謝稚柳針對此回答說:“徐先生‘不迷信舊說’,卻迷信于絹,以絹來評定畫的時代,這說明繪畫不可認識的了,要認識只得靠絹。” 兩位鑒定家盡管存在著矛盾,但主要是學術(shù)之爭,而不是派別之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