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稚柳與徐邦達是中國書畫鑒定界兩位鑒定大家，為我國古書畫的鑒定和收藏作出了杰出貢獻，被稱為“南謝北徐”。謝稚柳出生于1910年，比徐邦達長一歲。解放后，謝稚柳工作于上海博物館，該館所藏書畫，有許多是經(jīng)謝稚柳之手收進的，而且其藏品也都經(jīng)他鑒定過；徐邦達供職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為故宮博物院書畫館的籌建立下了汗馬功勞。謝稚柳參加了國家文物局分別于1962年、1983年組織的兩屆中國書畫鑒定組，并且任1983年書畫鑒定組的組長，率領(lǐng)鑒定組專家歷時8年，對國有所藏歷代書畫藏品進行鑒定和整理，并造冊出版；徐邦達為1983年書畫鑒定組7位成員之一，也參加了為古代書畫立戶口的工作。以二人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鑒定地位而論，旗鼓相當，但二人的鑒定風格不同，由此也引發(fā)了一些學術(shù)之爭甚至一些矛盾。本文將其二人過往之事簡述如下，也許會對我們研習書畫有些借鑒。

徐熙《雪竹圖》之分歧

《雪竹圖》是一幅沒有題款的絹本畫，原為近現(xiàn)代著名收藏家錢鏡塘收藏，后入藏上海博物館。謝稚柳鑒定此圖出自五代南唐畫家徐熙之手，而徐邦達認為，此圖早不過南宋中期，晚可到元明之間。因此不會是徐熙或徐派畫作。二人的不同觀點主要體現(xiàn)在三篇學術(shù)文章中：謝稚柳于1973年發(fā)表了《徐熙落墨兼論〈雪竹圖〉》，徐邦達在1983年第2期《藝與美》上也發(fā)表了《徐熙‘落墨花’畫法試探》，謝稚柳1986年在香港看到徐文后，又撰寫了《再論徐熙落墨花——答徐邦達先生〈徐熙‘落墨花’畫法試探〉》。

二人的分歧焦點主要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對“落墨”的理解上。在《徐熙落墨兼論〈雪竹圖〉》中，謝稚柳引用了許多記載徐熙畫法的文獻史料，他認為所謂“落墨”，是一切以用墨來奠定，而著色只處于輔助地位。在一幅畫中，技法的運用只是隨著真實的藝術(shù)變化，絕對沒有固定的規(guī)律。因而，當時特別用“落墨”來區(qū)別這種體制。謝稚柳認為，《雪竹圖》沒有任何旁證說明此畫出于何人或何時，只有從畫的本身來加以辨識。“從它的藝術(shù)時代性而論，不會是晚于北宋初期的制作。”謝稚柳還詳細分析了此畫的畫法，認為總體是工整精微的寫實，是多種筆勢與多種墨彩的組合，是一種突破了唐代以來各種畫法的新穎風格。謝稚柳認為此畫完全符合徐熙“落墨”的規(guī)律，斷定是徐熙的畫跡。徐邦達在撰寫的《徐熙“落墨花”畫法試探》中，引用的畫史資料幾乎和謝先生的相同，但他認為“落墨”即是“落筆”。“……‘落墨’即‘落筆’，墨不能離開筆顯現(xiàn)在紙絹上，所以論畫都以‘筆墨’合稱，明白了這一點，才能理解所謂落墨應是一種怎樣的風格面貌的花卉畫了。”

其次，徐邦達又從絹的尺幅來考證，認為“徐熙是五代人，那時畫絹的門面不寬，一般不能超過60厘米以上（這是我們用許多兩宋畫來對比之后得到的結(jié)論，詳見拙著《古書畫鑒定概論》第三章），此圖闊約1米，系獨幅絹，那起碼到南宋時期，才能見到。憑這一點，至少不能承認它是南宋以前之物，是無可爭辯的。”謝稚柳針對此回答說：“徐先生‘不迷信舊說’，卻迷信于絹，以絹來評定畫的時代，這說明繪畫不可認識的了，要認識只得靠絹。”

兩位鑒定家盡管存在著矛盾，但主要是學術(shù)之爭，而不是派別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