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延光攝
剛剛過去的十年,是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
一百年前的此時,中國文化正處于歧路彷徨。此后是急劇的動蕩,戰(zhàn)亂與情仇,由帝國而民國,由民國而共和國,以至于今。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伴隨著民智的浩大、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知識階層的分裂與共存,中國文化進行著新一波轉型,既接續(xù)上世紀的遺產(chǎn),又開啟新世紀的未來,未知的未來。
十年中,一群新的中國知識人,不是書齋中的學者,也不是街頭的義人——— 他們的職業(yè)更加多樣,他們的講壇更加寬廣,他們的生活更加豐富。他們身處改變的洪流,又引領著這一股改變,既繼承上世紀的無奈,又呈現(xiàn)新世紀的種種可能性。
CHANGEIS HERE .
本專題謹選擇十位中國知識人,以圖記錄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
2000年,周云蓬住在樹村,那時候他來北京五年了。據(jù)他自己說,當時不好意思跟人說,我是搞民謠的,因為在血氣方剛的搖滾斗士中,民謠意味著軟弱、矯情、不痛不癢。
周云蓬的家在沈陽鐵西區(qū),那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工業(yè)中心的一個典型。9歲起,他開始看不見了,失明的歲月里一度熟悉的一幕是,拿著小磚頭一樣的收音機,電臺信號不清楚,不斷變換方向聽,聽著鄧麗君甜蜜的聲線飄渺地從遠方傳來,這是音樂最初給周云蓬最強悍的殺傷力。
在發(fā)表在《獨唱團》第一期的文章《綠皮火車》中,周云蓬這樣回憶十六歲的自己:“我是個像張海迪一樣殘而不廢的好少年。我可以拄著棍子滿大街地走,能躲汽車過馬路,能進商店買東西。”
周云蓬的第一把琴是花二十塊錢買的“百靈牌”吉他,學會的第一首歌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當時,他上的沈陽盲校附近就是師范學校,“會吉他的男同學總是能吸引更多的女孩”。盲校圖書館里盲文書少得可憐,就找人念書。后來周云蓬考上了長春大學中文系,那時候讀書是用勞動換來的,教別人一小時琴,那人幫他念兩個小時書,“本來也想聽點武俠小說,但覺得讓別人念這樣的書,自己就太虧了。但世界名著的確容易讓人犯困,可別人讀得辛苦,自己也只好強挺著不能睡著,所以《復活》《紅與黑》、《惡心》都是半夢半醒中讀完的。”周云蓬那個班是第一屆,也是最后一屆,因為招收的都是特殊學生,畢業(yè)后就業(yè)不容易解決,后來就停招了。
畢業(yè)后,周云蓬被分配到一家生產(chǎn)色拉油的福利工廠,不用去上班,每個月到了固定時間去領取150元的救濟金。他也申請過當?shù)孛ね瘜W校的教職,但是被校長拒絕了,校長說:哎呀,你都看不見,孩子們也看不見,那怎么教啊?!他甚至在澡堂浴池干過按摩推拿,但是只干了一天便無法忍受。
1995年,周云蓬懷里揣著父母給的600塊錢來到了北京。他在圓明園畫家村租了一間小房子,每個月租金是80塊錢。每天清晨,他和小商小販一起出發(fā),背起吉他,扛上音箱,卷一張大餅,到北大南門、海淀圖書城附近賣唱。賣唱也要看天氣,有時候連著下雨不行,風太大也不行,把錢都刮跑了。
周云蓬說,賣唱的技術含量并不高,它就要求聲音大、動情,你必須選那種走過去兩米,就能把人擊中的。如果走過去二十多米再想起來,那還有什么用。給錢率特別高的是像《你的樣子》、《睡在我上鋪的兄弟》、《灰姑娘》這樣旋律簡單、老少咸宜又耳熟能詳?shù)摹Yu唱收入不穩(wěn)定,低的時候一天就四五塊錢,最高的時候一天掙了四百多。
帶著賣唱一年攢的一千五百塊錢,周云蓬開始了第一次長時間的漫游。在株洲的一家夜總會獻唱時,和周云蓬同臺演出的是跳艷舞的、翻跟斗的。介紹到他時說:“這是來自北京的金甲殼蟲樂隊的主唱周云蓬!”“那時,就感覺音樂挺遙遠的,唱歌是為了謀生。”
途中,他遇到了后來的好朋友,也是新民謠陣營主將的小河。
再后來,2000年,周云蓬回到北京搬到了西郊的樹村。那里麋集著進京打工的、拾廢品的和搞搖滾的,周云蓬在樹村的那段時間“生活上焦灼,音樂上也沒什么出路,反正就是苦悶”。例外就是,一次周云蓬和幾個玩金屬朋克的朋友去五道口的酒吧看“野孩子”樂隊的現(xiàn)場,“第一次看他們的現(xiàn)場,真是牛,一曲連著一曲,好像被雨水沖刷過的綠色的火車,咯噔噔地從你身上開過去,又美好又有力。”
到后來“野孩子”的主唱張佺小索,開了“河”酒吧,各路潛伏于地下的民謠干將云集響應,那是后話。
2003年“非典”,周云蓬在獨立音樂廠牌摩登天空錄制了第一張專輯《沉默如謎的呼吸》。再之后,周云蓬演出的重大轉折點,是2005年在“無名高地”酒吧演唱,“那時有個民謠日,我和東子、王娟、小河,誰有空誰去”。羅永浩記得,第一次在無名高地見到的周云蓬,“身材魁梧,長發(fā)披肩,戴一副墨鏡,在昏暗的酒吧燈光下顯得很嚴肅。”
2007年4月30日,周云蓬在“無名高地”最后一次演出,帶了剛剛出廠的《中國孩子》唱片。這張唱片是周云蓬在小河的家里錄制的。周云蓬對臺下的觀眾說,這是我自己做的,剛剛出爐,還熱乎呢,誰買呀?“當晚,賣了18張,大賣呀,高興得不得了。”就是這張專輯里,《中國孩子》、《買房子》等充滿現(xiàn)實沖擊力的歌在周云蓬的全國巡演和網(wǎng)絡中傳唱開來。也是憑借這張專輯,周云蓬獲得了“第八屆華語傳媒音樂大獎”頒發(fā)的“最佳民謠藝人”“最佳作詞人”兩個獎項,并被人賦予最具人文精神的民謠音樂人、音樂公民、抗議歌手等。但是周云蓬說,“人應該時刻警醒自己,不要為了一個角色而騎虎難下。”
而音樂公民的影子背后,周云蓬又出了另一張古典韻味的《牛羊下山》,名字來自《詩經(jīng)》,里頭,周云蓬悠悠然唱著李白、杜甫的詩,也唱著“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
在一次集體演出時,另一位出色的民謠歌手萬曉利唱到耳酣之際說:“民謠是什么,民謠就是機器人”。而周云蓬則在自己的詩《民謠是什么》里頭寫:民謠是你騎自行車遠行。/后面帶著女友/路旁有大片的麥田……民謠是你騎自行車尋找你的兒子。/他被人販子拐走了。/你辭了工作,身上帶著所有的銀行卡,/一個城市一個城市的找呀找,/見了墻就貼尋人啟事……。”十年磨一劍,周云蓬說,不為傷人,只為自由誠實地歌唱。他最大的愿望是他和他的民謠伙伴們,能有福活到白頭,“像《樂士浮生路》那些哈瓦那的老頭老太太一樣,唱到生命的終點,對著死亡開心地張開我們一望無牙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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