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延光攝

剛剛過去的十年，是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

一百年前的此時，中國文化正處于歧路彷徨。此后是急劇的動蕩，戰(zhàn)亂與情仇，由帝國而民國，由民國而共和國，以至于今。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伴隨著民智的浩大、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知識階層的分裂與共存，中國文化進行著新一波轉型，既接續(xù)上世紀的遺產(chǎn)，又開啟新世紀的未來，未知的未來。

十年中，一群新的中國知識人，不是書齋中的學者，也不是街頭的義人——— 他們的職業(yè)更加多樣，他們的講壇更加寬廣，他們的生活更加豐富。他們身處改變的洪流，又引領著這一股改變，既繼承上世紀的無奈，又呈現(xiàn)新世紀的種種可能性。

CHANGEIS HERE .

本專題謹選擇十位中國知識人，以圖記錄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

2000年，周云蓬住在樹村，那時候他來北京五年了。據(jù)他自己說，當時不好意思跟人說，我是搞民謠的，因為在血氣方剛的搖滾斗士中，民謠意味著軟弱、矯情、不痛不癢。

周云蓬的家在沈陽鐵西區(qū)，那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工業(yè)中心的一個典型。9歲起，他開始看不見了，失明的歲月里一度熟悉的一幕是，拿著小磚頭一樣的收音機，電臺信號不清楚，不斷變換方向聽，聽著鄧麗君甜蜜的聲線飄渺地從遠方傳來，這是音樂最初給周云蓬最強悍的殺傷力。

在發(fā)表在《獨唱團》第一期的文章《綠皮火車》中，周云蓬這樣回憶十六歲的自己：“我是個像張海迪一樣殘而不廢的好少年。我可以拄著棍子滿大街地走，能躲汽車過馬路，能進商店買東西。”

周云蓬的第一把琴是花二十塊錢買的“百靈牌”吉他，學會的第一首歌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當時，他上的沈陽盲校附近就是師范學校，“會吉他的男同學總是能吸引更多的女孩”。盲校圖書館里盲文書少得可憐，就找人念書。后來周云蓬考上了長春大學中文系，那時候讀書是用勞動換來的，教別人一小時琴，那人幫他念兩個小時書，“本來也想聽點武俠小說，但覺得讓別人念這樣的書，自己就太虧了。但世界名著的確容易讓人犯困，可別人讀得辛苦，自己也只好強挺著不能睡著，所以《復活》《紅與黑》、《惡心》都是半夢半醒中讀完的。”周云蓬那個班是第一屆，也是最后一屆，因為招收的都是特殊學生，畢業(yè)后就業(yè)不容易解決，后來就停招了。

畢業(yè)后，周云蓬被分配到一家生產(chǎn)色拉油的福利工廠，不用去上班，每個月到了固定時間去領取150元的救濟金。他也申請過當?shù)孛ね瘜W校的教職，但是被校長拒絕了，校長說：哎呀，你都看不見，孩子們也看不見，那怎么教啊？！他甚至在澡堂浴池干過按摩推拿，但是只干了一天便無法忍受。

1995年，周云蓬懷里揣著父母給的600塊錢來到了北京。他在圓明園畫家村租了一間小房子，每個月租金是80塊錢。每天清晨，他和小商小販一起出發(fā)，背起吉他，扛上音箱，卷一張大餅，到北大南門、海淀圖書城附近賣唱。賣唱也要看天氣，有時候連著下雨不行，風太大也不行，把錢都刮跑了。

周云蓬說，賣唱的技術含量并不高，它就要求聲音大、動情，你必須選那種走過去兩米，就能把人擊中的。如果走過去二十多米再想起來，那還有什么用。給錢率特別高的是像《你的樣子》、《睡在我上鋪的兄弟》、《灰姑娘》這樣旋律簡單、老少咸宜又耳熟能詳?shù)摹Ｙu唱收入不穩(wěn)定，低的時候一天就四五塊錢，最高的時候一天掙了四百多。

帶著賣唱一年攢的一千五百塊錢，周云蓬開始了第一次長時間的漫游。在株洲的一家夜總會獻唱時，和周云蓬同臺演出的是跳艷舞的、翻跟斗的。介紹到他時說：“這是來自北京的金甲殼蟲樂隊的主唱周云蓬！”“那時，就感覺音樂挺遙遠的，唱歌是為了謀生。”

途中，他遇到了后來的好朋友，也是新民謠陣營主將的小河。

再后來，2000年，周云蓬回到北京搬到了西郊的樹村。那里麋集著進京打工的、拾廢品的和搞搖滾的，周云蓬在樹村的那段時間“生活上焦灼，音樂上也沒什么出路，反正就是苦悶”。例外就是，一次周云蓬和幾個玩金屬朋克的朋友去五道口的酒吧看“野孩子”樂隊的現(xiàn)場，“第一次看他們的現(xiàn)場，真是牛，一曲連著一曲，好像被雨水沖刷過的綠色的火車，咯噔噔地從你身上開過去，又美好又有力。”

到后來“野孩子”的主唱張佺小索，開了“河”酒吧，各路潛伏于地下的民謠干將云集響應，那是后話。

2003年“非典”，周云蓬在獨立音樂廠牌摩登天空錄制了第一張專輯《沉默如謎的呼吸》。再之后，周云蓬演出的重大轉折點，是2005年在“無名高地”酒吧演唱，“那時有個民謠日，我和東子、王娟、小河，誰有空誰去”。羅永浩記得，第一次在無名高地見到的周云蓬，“身材魁梧，長發(fā)披肩，戴一副墨鏡，在昏暗的酒吧燈光下顯得很嚴肅。”

2007年4月30日，周云蓬在“無名高地”最后一次演出，帶了剛剛出廠的《中國孩子》唱片。這張唱片是周云蓬在小河的家里錄制的。周云蓬對臺下的觀眾說，這是我自己做的，剛剛出爐，還熱乎呢，誰買呀？“當晚，賣了18張，大賣呀，高興得不得了。”就是這張專輯里，《中國孩子》、《買房子》等充滿現(xiàn)實沖擊力的歌在周云蓬的全國巡演和網(wǎng)絡中傳唱開來。也是憑借這張專輯，周云蓬獲得了“第八屆華語傳媒音樂大獎”頒發(fā)的“最佳民謠藝人”“最佳作詞人”兩個獎項，并被人賦予最具人文精神的民謠音樂人、音樂公民、抗議歌手等。但是周云蓬說，“人應該時刻警醒自己，不要為了一個角色而騎虎難下。”

而音樂公民的影子背后，周云蓬又出了另一張古典韻味的《牛羊下山》，名字來自《詩經(jīng)》，里頭，周云蓬悠悠然唱著李白、杜甫的詩，也唱著“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

在一次集體演出時，另一位出色的民謠歌手萬曉利唱到耳酣之際說：“民謠是什么，民謠就是機器人”。而周云蓬則在自己的詩《民謠是什么》里頭寫：民謠是你騎自行車遠行。/后面帶著女友/路旁有大片的麥田……民謠是你騎自行車尋找你的兒子。/他被人販子拐走了。/你辭了工作，身上帶著所有的銀行卡，/一個城市一個城市的找呀找，/見了墻就貼尋人啟事……。”十年磨一劍，周云蓬說，不為傷人，只為自由誠實地歌唱。他最大的愿望是他和他的民謠伙伴們，能有福活到白頭，“像《樂士浮生路》那些哈瓦那的老頭老太太一樣，唱到生命的終點，對著死亡開心地張開我們一望無牙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