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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擊的中國藝術院校 在巴黎藝術城買個工作室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3-11-14 14:50:50 | 文章來源: 99藝術網

    就算你第一次到巴黎,也會知道怎么去巴黎國際藝術城。在巴黎地鐵站點Pont Marie的正下方,標注著“Cite des Arts”(藝術城)。這一貼心服務,打動了到巴黎藝術城交流的清華美院研究生孫墨青。他太喜歡位于巴黎市中心的藝術城。這棟有五十年歷史的巴黎建筑,全身都是白色。有的工作室,推開窗即可望見巴黎圣母院。國內到此交流的藝術家,常在樓下的塞納河邊買一杯咖啡,拿著免費聯(lián)票,閑散地走去逛博物館。晚上,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聚在藝術城旁的塞納河邊,吹著涼風,喝酒、跳舞、聊天。2013年9月5日,藝術城大廳入口的宣傳欄上正貼著一幅中國傳統(tǒng)繪畫的展覽海報。

    自1984年起,中國人開始在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國際藝術城購買工作室。迄今為止,中國13個美術學院和其他藝術學院共在藝術城買了16個工作室,在全世界國家中排名第三。為什么中國的各藝術院校如此熱衷于在藝術城買工作室?回答這個問題時,“關系”這個詞,數(shù)次從蘭格萊斯的嘴里蹦出來。很多國內藝術學院會買工作室,源于“飯局上的聊天”。藝術的話題難免跟政治有關,法國巴黎藝術城的故事亦如此。二戰(zhàn)后,美國迅猛崛起,而法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日益減弱,法國總統(tǒng)戴高樂提出要借巴黎的藝術地位來改善國際關系。于是, 1965年,巴黎藝術城在官方的支持下建立,工作室共三百多個,現(xiàn)已接待世界各國藝術家近兩萬人。來巴黎參加“流動藝術盛宴”的人中,當然少不了中國藝術家,尤其是各藝術學院選派的交流老師及學生。“不少是吃飯時談出來的合作。”巴黎藝術城執(zhí)行主席蘭格萊斯告訴《新周刊》,很多國內藝術學院會買工作室,源于“飯局上的聊天”。

    一次,巴黎藝術城名譽主席布魯諾夫人到中國交流,跟西安美術學院的負責人吃飯,在飯桌上,她認識了西安音樂學院的負責人,對方很快提出想在巴黎藝術城購買一個工作室,布魯諾夫人答應了。身為布魯諾將軍(戴高樂總統(tǒng)的親密戰(zhàn)友)之妻,布魯諾夫人算得上是打通政界和藝術圈的國際活動家。中國大使館搭橋,助她和中國各大美院的負責人認識。布魯諾夫人跟中國各藝術學校往來密切所鋪墊的“關系”,直接促成了學校在藝術城購買工作室。“工作室不是有錢就買得到的,中法文化交流的關系很重要。”蘭格萊斯說。

    在布魯諾夫人工作室的書架上,擺著一張她在中國飯局上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笑得很開心。布魯諾夫人常常和巴黎美術學院主席庫索一起到中國交流。庫索對中國藝術特別感興趣。而他的身份,“相當于布魯諾夫人的藝術鑒定者,告訴她哪些藝術品是真正有價值的”。一些跟兩國藝術界關系好的藝術家,熱衷于替學校牽線購買工作室。說起這點,蘭格萊斯回憶起曾在中國美院任教的萬曼教授。1985年,萬曼擔任了剛成立的法中美術交流協(xié)會副主席。受他影響,80年代的中國美院在藝術城已擁有三個工作室,而第一個工作室,是萬曼用他的作品作抵押獲得的。原清華美院院長常莎娜生于法國里昂,父親常書鴻是著名的留法藝術家。她出面促使清華美院成了最早一批在藝術城購買工作室的中國學院。1994年,原云南藝術學院院長張建中訪法舉辦畫展,認識了布魯諾夫人,之后云南藝術學院很快買了工作室。最后,蘭格萊斯想起一個跟藝術無關的因素——攀比心理。

    在巴黎藝術城擁有一個工作室似乎成了中國一些院校“較量名氣的手段”。這種攀比現(xiàn)象,“有時是地域性的競爭,你有,我也要買。有時是數(shù)量上的比較,你有一個,我要買兩個”。為什么我們畫的都一樣,而他們可以都不一樣?“那時才知道什么是藝術的多元。”1996年,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李睦教授第一次去巴黎藝術城。他最清晰的感受是慚愧。他約了一位法國女藝術家到他的工作室交流。一看對方,兩手空空。他問,你的畫呢?女藝術家吹著口哨,隨手在畫布上畫了幾下,是簡單的人物、場景。李睦再看看擺在房間里,自己特意準備、齊齊的十幾張作品,全是城市的街景、農村一個角落,共同調性是寫實,強調技術性,越像越好。“看來看去,似乎都一樣的。”他臉紅了。現(xiàn)在想來,他知道自己跟那位女藝術家的差別——他講究結果,而西方藝術家看重過程,“畫什么已經不重要了”。這次交流對他刺激特別深。當時國內藝術界相對閉塞,他和那些同期去的中國畫家,都受到蘇聯(lián)的繪畫風格影響,在歐洲多元主義的繪畫面前感到震驚:為什么我們畫的都一樣,而他們可以都不一樣?“那時才知道什么是藝術的多元,你會覺得慚愧。”李睦把1996年看成是交流的“分界線”。

    在他之前,他的上一代老師,更多的是懷著尋找過去的情結,到法國去看真跡,包括印象派的莫奈、雷諾阿、梵高,或者是新古典主義派的安格爾。他也有這種情結。去法國交流,對李睦他們來說是夢寐以求的事。他回憶,當時對國內美術界影響最深的國家有兩個,一是蘇聯(lián),另一個是法國。跟老師們不一樣,李睦多少懷有“創(chuàng)造未來”的渴求。他想知道西方藝術界正在發(fā)生什么,要走向哪里。他一共去了藝術城工作室三次,每次半年,40平方米大的工作室對他而言,接近家的感覺。除了參加對方要求一定要做的展覽,他還到處逛博物館,交了不少法國藝術界的朋友,開車四處串門。他好奇,法國的藝術,究竟生長在怎樣一種生活上?他模模糊糊找到答案,比如時間觀——法國人從來不吝嗇將時間花在“毫無意義”的事情上:他們花大把時間喝咖啡、看展覽,像做夢一樣。讓他感到驚奇的還包括展覽,巴黎藝術城要求居民們拿出個人作品參加藝術城內的展覽。對比國內具有比賽味道的展覽,李睦在1996年初次體會到了另一種“更純粹”的展覽。“外面的畫廊也是,買畫的人是真心喜歡,不是投機。”利用交流的半年時間,李睦在巴黎的一些畫廊、楓丹白露的幾間大學里,做了幾次油畫展。“他們的展覽方式更加放松,等你去說故事,而不像國內有審判味道。”在巴黎藝術城工作室待過,李睦覺得自己改變了。“以前幾乎沒有風格,只講究技術水平,心里是堵著的。后來畫畫愉快了不少。”如今各個美院的老師和學生過去交流,更多的是將工作室當成深度文化游的“驛站”。法國巴黎藝術城一間工作室的購買費為75萬法郎,在李睦看來,性價比極高。可讓他遺憾的是,他沒有再看到國內的學院像八九十年代一樣,蜂擁去國外買工作室。“在紐約、羅馬,我們都沒有工作室,也沒有學校會去買。”他覺得,國內的各個藝術學院更愿意把錢投入到辦展覽等“更能快速見效”的事情上。這些年,他對國內美術圈的急躁氛圍感到失望。每次去藝術城,他看到哪間屋子燈黑了,就知道里面住的是中國藝術家。“他們總是做個飯,炒個菜,人就去外邊玩了。很少人在里面畫畫。”如今各個美院的老師和學生過去交流,更多的是將工作室當成深度文化游的“驛站”。

    今年4月,清華美院研究生孫墨青到巴黎藝術城工作室交流了兩個月。他看到的是,中國各美院的老師和學生,相較來自其他國家的居民,更少待在工作室創(chuàng)作。大多數(shù)人都出去逛博物館或環(huán)游歐洲。他有時看一些學院買的工作室“像是歐洲游的中轉站”,而其他國家的工作室,多少擺放著一些作品。依據(jù)藝術城的要求,申請人員可待兩個月到一年,住宿費是一個月近三千元人民幣。多數(shù)人出于安排課程或經濟的考慮,申請兩三個月。很少人再像李睦那批人一樣,一待就是半年。這是孫墨青第二次去巴黎,跟八九十年代相比,藝術城里住的人太多,有三百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場地有限,藝術城沒有再要求每個人都辦展覽,而是采取了開放工作室的展覽方式:藝術家們可以自愿打開自己的工作室門,簡單地擺放好自己的作品。來自藝術城內外的觀眾捧著地圖,沿路觀看。參觀藝術城內展覽的大多是城內居民。“更純粹和自然,看到感興趣的作品,便可以走進去跟作者聊聊。”孫墨青在藝術城內舉辦過一次廊廳展覽。展覽時,有一位乞丐進來參觀,還跟他要了簽名,“有趣極了”。“3個月的駐留為我的藝術事業(yè)開啟了很多新途徑,其中之一就是成為了55Bellechasse畫廊的簽約藝術家,這是去巴黎前無法想象的。”收獲不止于此,他還在藝術城實現(xiàn)了向往許久的跨界藝術。藝術城住著多類創(chuàng)作媒介的藝術家,包括舞蹈、裝置、雕塑,有一次他認識了一個玩戲劇舞蹈的朋友,對方邀請他到舞臺上作畫。另一次,他在洗衣機房遇到了一個來自澳大利亞的編舞藝術家,教他跳起了舞。去巴黎之前,孫墨青曾以為繪畫已被歐洲當代藝術邊緣化,令他意外的是,在他尋訪的許多工作室和歐洲展覽上,繪畫仍然活躍。離開藝術城前,孫墨青翻看藝術城的簡章,上面寫著:建議盡可能地進行文化交流,而不是旅游的中轉站。那一刻,他忍不住笑出聲。他連羅浮宮都沒空去,但他不遺憾,“羅浮宮永遠都在,人跟人之間的交流更難得”。

    跟多數(shù)人一樣,四川美術學院的唐艷也選擇了“深度文化游”。她告訴記者,出于教學壓力,自己只申請了兩個月的交流時間。簽證晚了,她只能在歐洲待30天。她在工作室住了7天,其余時間基本上在火車上度過,游了8個國家,泡了數(shù)不清的博物館。她認為藝術城的一大好處是有巴黎博物館的免費聯(lián)票。她幾乎沒有跟藝術城的其他藝術家打太多交道,腦海里記的盡是博物館的真跡,那些畢加索、梵高筆下讓她驚艷的色彩。在唐艷的眼里,巴黎的工作室像一個驛站,關鍵意義是給中國藝術家提供了解歐洲藝術的機會。回去后,“連學生都覺得我變厲害了”。

    對中國學生“走出去”的交流方式,蘭格萊斯認為很正常。“這里就像一個航空母艦,很多人來這邊停下來,再接著起飛。”這背后也有一個不爭的事實:如今巴黎不再是世界藝術中心,巴黎藝術城也不再承載著過重的意義。他不贊同把藝術城居民限定在藝術城內辦展,觀眾太少了,他更希望藝術家們能去其他畫廊辦展。“當前已經沒有藝術中心,是去中心化。巴黎、紐約、羅馬,到處都是中心。”李睦也看到了這一點。但不管怎么說,對李睦這樣老一輩的交流生而言,巴黎藝術城是一盤太陌生而驚艷的“盛宴”,其中味道遠非年輕輩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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