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藝術大師李可染文化財產的糾紛案一度成為業(yè)界關注的焦點。近日，有關此案的專題研討會在京舉行，再度引發(fā)公眾對于“法律如何保護文化財產”的爭論。

　　3月28日，由中國影響性訴訟研究中心、中國法學會案例研究專業(yè)委員會和李可染藝術保護網(wǎng)主辦的“法律如何保護文化財產：以李可染案件為個案的分析”專題研討會在京舉行，法律界專家龍翼飛、甘功仁、周林與文化藝術界學者宮嘉瑞、陳威威、方振寧等出席，藝術大師李可染文化財產的糾紛案，自去年冬由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后，再次成為業(yè)界關注的焦點。

　　從財產范圍的認定開始

　　似乎和常見的家庭糾紛一樣，李可染文化財產案緣自財產分配的不公。1989年，李可染突然病故。大師生前未立遺囑，在其過世后，因保管問題，部分頗具藝術價值和經濟價值的作品去向不明，其家屬就此產生糾紛。2007年，在多次協(xié)調未果的前提下，李可染子女無奈向法院提起訴訟，而被告方是李可染的遺孀鄒佩珠。2008年11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審判決，對李可染的遺留財產在遺孀鄒佩珠和7個子女之間進行了分割，但原告方認為判決仍存在不少疑點，準備二審上訴。雙方爭論的焦點依然集中在財產范圍的認定和分割問題上。

　　從一審判決來看，法院采信了鄒佩珠所說的“目前托管和保管李可染繪畫作品共200余件”的說法。而以李可染長子李玉雙（李可染和原配夫人蘇娥所生）為代表的原告方則認為，其父遺留繪畫作品遠不止于此，特別是李可染晚年高峰創(chuàng)作期作品流失嚴重。據(jù)李玉雙介紹，李可染先生去世后，為保護其作品的完整性，1989年末和1992年，在鄒佩珠及其所生長子李小可的主持下，就對李可染的部分作品進行了清點，并進行了現(xiàn)場登記。當時，全體繼承人均在場并同意將清點后的作品暫交鄒佩珠保管，保管期為五年。李玉雙表示，當時清點后僅繪畫作品就約500余件。但由于兩次清點清單上均沒有各方當事人的簽字，并且被告鄒佩珠及原告之一李小可等對兩次清點清單的真實性予以否認，北京市一中院對兩次清點清單的真實性不予認定。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龍翼飛認為，此案依照目前的繼承法和民法是可以解決的，但關鍵是確定財產的范圍。目前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取證，由于雙方對李可染遺留作品數(shù)量存在巨大分歧，從一審判決來看，原告方提供的李可染作品集、展覽清單等證據(jù)，不能充分證實作品的所有權現(xiàn)在仍歸各位繼承人所有，故均未被北京市一中院采信。

　　律師叢培國建議，依當前原告方所搜集的證據(jù)來證明其所說的李可染作品遺留數(shù)量存在不小難度。原告方可以讓李可染生前的所在單位或相關藝術機構牽頭，以梳理李可染藝術成就為名，對其作品進行系統(tǒng)整理，從而確定其作品數(shù)量。據(jù)了解，雖然李可染藝術基金會已成立十年有余，也出版過相關的畫冊并組織了關于李可染藝術成就的展覽，但由于李可染家屬對其遺留作品的確切數(shù)量存在爭議，此舉不僅是對李可染家屬繼承人利益的侵犯（包括作品出版等版稅的分配問題），也必然影響到對李可染藝術完整性的研究與評價。

　　李可染財產糾紛的反思

　　李可染文化財產案并非簡單的家庭糾紛。原告方一直在強調，從李可染被列入《對建國后已故書畫家作品限制出境的鑒定標準》暨李可染作品一律不準出境者名單內開始，李可染的文化財產就不僅僅是某個人或家族的事情，而是關系到中國優(yōu)秀文化財產的保護問題。其實，類似李可染文化財產糾紛的案子不在少數(shù)。齊白石、劉海粟、王式廓等書畫大家都遭遇過類似的尷尬。不管此案最終的結果如何，它給予公眾最大的啟發(fā)或許是如何合理而有效的保護中國優(yōu)秀文化財產。

　　叢培國建議，當事人應當在生前確定合法有效的遺囑或是妥善安排自己的作品。就此而言，一直在審慎且積極地為自己的“女兒”選婆家（捐畫）的吳冠中無疑是個智者。評論家方振寧認為，藝術家應該在生前為其作品的完整性保存而努力。國外有很多成功案例顯示，如果有相關基金會負責建立大師完整的作品序列，那么作品保存、出版等問題通常能得到很好的解決。據(jù)了解，中國部分美術高校已有意啟動對見在老一輩藝術家的口述史整理工作，這對其作品完整性保存和藝術成就研究將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此外，研究藝術法多年的周林教授表示，遺產稅和相關稅賦的減免、避讓和分配等法律的健全會對類似事件的解決起到一定功效。試想，如果大師的家屬想要保留一張大師精品需要先捐幾副作品，或是支付高額的遺產稅，相信家屬們會作出更為明智的選擇。周林同時強調，藝術財產的安排離不開倫理道德和藝術家之間的互諒互讓，單純靠法律途徑可能無法妥善解決問題。當然，政府在這個涉及公共利益的問題上也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甘功仁提議，李可染作為人們公認的美術大師，他的藝術應被永遠傳承下去，政府應主動、積極地采取措施。此外，他還認為從立法角度而言，保護文化財產應該將啟動、審查、批準等程序盡快完善起來，才能避免一些無法挽回的悲劇屢次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