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芽文章兩篇
周春芽 簡歷
周春芽和他的狗
新繪畫的“桃月”——周春芽的藝術歷程
立非常之人 做非常之事
花間記——周春芽繪畫雕塑作品展

漆 瀾

    漆：從今天當代架上藝術的格局和話語權的角度來看，當年沖鋒陷陣的勇士們前赴后繼，得能“列土分茅”者，鳳毛麟角。從“新潮美術”到“觀念圖像”，中國架上繪畫的現(xiàn)代化進程實際上是一個“形態(tài)”的演進過程，但這個形態(tài)的演進過程卻是在緊鑼密鼓的“文化策略”——“觀念”的助威聲中進行的，但觀眾、畫家、批評家都心知肚明，“形態(tài)”是一套，“觀念”是一套，平行但不對稱，觀念是策略，是一種“王顧左右而言他”的話語掩護，因為那時我們都需要這種神秘性的掩護，甚至可以說是“庇護”。時至今天，我們還有必要保持這種策略的神秘性嗎？我們還需要這種掩護手段嗎？
    周：中國當代藝術的確是在策略話語的幫助下走出困境的，但這種“困境”也有人為的緊張成分，并借助這種人為的緊張在主流文化的陣營中謀求到了“合法身份”。我很贊同《藝術當代》2005年第一期“卷首語”的總結：“‘八五新潮’在學理上包括兩個層面的含義，即現(xiàn)代文化的啟蒙問題和藝術的個性及形式問題”。從這點上來看，強調(diào)“觀念”也是必要的，因為中國當時實際是一個具有突變性質(zhì)的轉(zhuǎn)變期，各個階段、各個領域所有的“現(xiàn)代化”問題交織在了一起，“要說的話太多”，又不知怎么說。“八五新潮”就是在這樣的情緒化背景下進行的，就像要你用一千字寫出一本當代美術史那樣困難，太困難了！可以想像，這樣的寫作是高度概括甚至是粗糙的，唯一的解決辦法，也是非如此不可、別無選擇的辦法就是“快刀斬亂麻”——把復雜的問題搞簡單，這就是策略。正如你們所說的那樣，“八五新潮”是在“以社會學的普遍闡釋為依據(jù)，以緊張和前衛(wèi)為策略”，這樣的總結是比較正確的。

    漆：當然，“觀念藝術”也是中國當代藝術謀求合法身份的重要歷史術語，曾在當時為當代藝術的發(fā)展起到了號召的作用，其歷史貢獻無庸置疑。但是，我認為“觀念藝術”只是中國當代藝術階段性的策略概念，而“當代藝術”應該大大的超越這個概念。“傷痕美術”——“八五新潮”——“后八九”——“觀念圖像”，這條線索是理論的梳理，顯得簡潔明快，但就實際歷史而言，當年的創(chuàng)作活動要比這條線索所歸納的要生動豐富得多。
    周：“觀念藝術”在1980、1990年代對我們解放思維、破除模式化禁錮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今天大家自由多了，但我沒有忘記“觀念藝術”的歷史貢獻，現(xiàn)在回想起當年那種激進、較真的勁頭仍讓我感動不已。但作為一個藝術家，不管在怎樣的背景下，重要的是保持藝術感受的敏感性和獨立自覺的個性意識，同時還要有真誠的人文關懷，眼光要長遠，不能只關注當下和近期的東西，只有把創(chuàng)作放在更寬闊、更宏大的歷史背景中，你的作品才能大于話語闡釋，藝術才能在同時代的文化中擁有獨立表達、自主發(fā)聲的地位，而不是靠外在的解釋和發(fā)揮而生存。1989年我從德國回來，有了三年的留學經(jīng)歷，本土傳統(tǒng)在經(jīng)過短暫的疏離后反而倍感親近。我一頭扎進了中國傳統(tǒng)繪畫之中，開始系統(tǒng)的研究古代文人繪畫，尤其是在“元四家”、八大、董其昌的圖式形態(tài)中找到了我的興趣點，這是我繪畫生涯的重要轉(zhuǎn)折點：我決心走一條“出人意料”的全新的路。

    漆：你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期，藝術趣味既不同于“宏大敘事”，自1990年代以來，又與當下流行的“圖像性質(zhì)”保持著警惕而自覺的距離，你是否刻意保持這種距離？
    周：當然，我隨時都在注意不要跟別人發(fā)生粘連。我的性格比較隨和，我的作品也都是即興性的，有很大的隨意成分，如果說我唯一有刻意成分的地方——那就是絕對刻意的不跟別人雷同。也許正是由于這種“刻意”，你所說的這兩種“主流”都與我擦肩而過，讓我一路從“邊緣”走過來。作為一個畫家，也許沒有必要去太多的考慮什么“主流”和“邊緣”，因為這些概念是認識論問題，而不是創(chuàng)作論問題，畫家最要緊的是創(chuàng)作。還是那句老話，“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
    讓作品具有多重視覺屬性，這也是我的追求。我的作品在本意上并不是圖像，但在當代視覺的釋讀環(huán)境中無疑會被釋讀為圖像性質(zhì)，我并不拒絕、也無法拒絕這種“善意的誤讀”，但值得指出的是，我的理想是動態(tài)的、敏感的表現(xiàn)而不是靜態(tài)、模式化的呈現(xiàn)。我不僅僅追求形態(tài)本身的動態(tài)感，同時，更希望自己筆下的形象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媒材領域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