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都沒有尋找偉大的意義，畫畫不像政治生活。“*”時有位老先生批評我，說我創(chuàng)作態(tài)度一點都不嚴肅，永遠是為了快樂。當時我低頭站在臺上，他指責我，我也不能說話，要是平常他這么說，我肯定請這老頭吃西餐，我說你怎么講得這么對啊！搞藝術創(chuàng)作如果沒有快樂的基礎你怎么畫啊。為了創(chuàng)作，心情是要快樂的。

2005年8月13日，黃永玉在北京萬荷堂舉辦八十一歲生日酒會。《比我老的老頭》一書記載，黃永玉生于1924年7月9日。近年來，黃永玉每年都會隨心情變化，在盛夏選一個吉日請親朋歡聚。我們乘坐美術評論家陳履生夫婦的車，出北京約一小時，到達通州區(qū)徐辛莊萬荷堂。堂外公路上的汽車早已停放成長龍，幾名警察在維持秩序。路口有一座八角亭，不見題匾。陳履生介紹，此亭名為“侃亭”，黃永玉專門建來方便周邊村民歇息“侃大山”，并親筆題字制匾。不想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題匾不知所蹤，黃永玉便不再題字。侃亭下依然有侃爺，只是成了“無字亭”。

萬荷堂為獨立的中式園林，遠望四周皆是田園。走進大門，那幾條傳說中的大狗早已被拴到不知何處，沒有機會出來迎客或嚇人。地上鋪著粗石，院子里躺著幾尊古舊的石雕，抬頭一看，“萬荷堂”三個大字頗為拙樸，走廊上掛有一個拳擊沙包。大堂是黃永玉的畫室，大梁大柱，大桌大椅，居中擺放著幾根碩大的原木，上有黃苗子題字。一面幾十平米的大墻專為畫大畫而設，墻角有升降機。墻上掛著黃永玉新寫的書法：“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隨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臉皮太厚刀槍不入。”

堂上高朋滿座，黃永玉的兒子黃黑蠻專程從香港回來打點老爸的酒會。每次見到黃黑蠻，總覺得他這么憨厚，哪像他老爸的性子？有人說，黃黑蠻的性子像他媽，黃黑妮的性子才像她爸。喝茶抽煙的眾來客中我一眼就認出清瘦留須、手執(zhí)煙斗的廣州雕塑家許鴻飛，獨特的形象占了便宜。

畫室后面的另一幢房子“老子居”才是黃永玉居住的地方。先進入飯廳，但見黃永玉的太太張梅溪手執(zhí)葵扇，正指點廚師準備晚餐。王世襄曾夸獎：“永玉夫人梅溪精于烹調。”房中蟈蟈和鸚鵡的叫聲不絕于耳，轉入客廳，一位貌似黃永玉的長者在招呼客人，這是黃永玉的二弟黃永厚，黃永厚也為名畫家，也住在通州。兄弟倆有二十年不相往來，直到前幾年才重新和好，唉，這倆老頭兒。坐在我旁邊的是建筑大師張開濟的公子張永和，如果不是和身邊的外國友人講著流利的英文，外人還認為這位是黃永玉老家來的親戚。鳳凰老家自然是來了不少親戚，忙著倒茶待客。里屋走出一位身材高挑的客人，張永和旁邊的女士覺得眼熟，便問我這是何人，我脫口而出：“劉詩昆。”心里暗暗慶幸電視看得多。當天的壓軸好戲是劉詩昆演奏鋼琴。

李輝、應紅夫婦開車載黃苗子、郁風夫婦也早到了，李先生帶我進入里屋認識黃苗子、郁風，這才見識了黃永玉那間寬敞典雅的臥室兼會客室。許多曾在電視里見過的客人，正陪著黃永玉聊天。黃永玉穿一件淺色襯衫，神采飛揚，妙語連珠。房中那張其大無比的睡床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更難忘的還是黃苗子溫暖的微笑。

“老子居”外的另一個院子才是荷塘所在，數畝地大的池子栽滿荷花，頓感“十萬狂花入夢寐，一襲清馥逸荷塘”并非虛言。荷塘中間是一個石砌的舞臺，上面擺放一架鋼琴，劉詩昆在試音，旁邊站著兩位妙齡佳麗。荷塘周圍是走廊和幾座兩層樓房，不少藝術家在此揮毫的墨跡隨處可見，黃永玉各個時期的照片和畫像尤為醒目。

沿荷塘漫步，看看字畫，賞賞荷花，幽香撲鼻，遠處則飄來烤全羊的香味。日漸黃昏，賓客陸續(xù)到達，荷塘邊的廣場已擺上自助餐，生日蛋糕則擺在舞臺后的大廳里。黃永玉站到舞臺中間，只說了一句：請大家來聚聚，開心一下。于是上百位賓客食指大動，分坐荷塘四周，觥籌交錯之間，欣賞舞臺中的表演。

華燈初起，正是酒足飯飽之時，劉詩昆一曲奏響，全場肅靜。黃永玉嘴叼煙斗，坐在鋼琴旁的臺階上，已然心醉了。

和黃永玉共進晚餐，光聽他講話，已經半飽。那種調動氣氛的功力，至今猶歷歷在目。座上有人問他：“您現在吃辣椒嗎？”“用鼻子吃不行，用嘴巴就行。”又有人問：“平時有什么活動？”“打乒乓球啦，畫畫啦，拳擊現在是不能打了，家里有個沙包，每天打打沙包。我彈鋼琴的水平和我日文的水平差不多，認得中國字的那部分……”

談興最濃的還是他的故鄉(xiāng)鳳凰。“有一次，我在江邊畫畫，一個導游帶了一幫人，看我在江邊的那幢房子。房子叫做‘奪翠樓’，導游就說，黃永玉以前有一個老婆是人家的，叫‘翠兒’，是黃永玉搶來的，所以叫‘奪翠’。其實哪有這種事情，從字面上講，‘奪翠’就是把綠顏色‘搶’過來，在我們家鄉(xiāng)話里說這件東西很‘奪翠’，就是很多綠顏色，顏色鮮艷的意思。”笑瞇瞇的黃永玉仿佛在講著與自己并不相干的故事。“還有一次，我在鳳凰的路上走著，有一個人一看見我，就叫：‘沈從文！’”

晚餐后的第二天下午，我提早半個小時到達黃永玉的住處。黃永玉還在午休，黃黑蠻出來泡茶聊天。黃黑蠻也是畫家，現居香港，言語質樸。我知道經濟學家張五常寫的文章都指定由黃黑蠻畫插圖，稱他為“我的御用畫師”，便聊起張五常在美國賣假古董的新聞。陸續(xù)有黃家的朋友到來，帶來了各類相機，黃黑蠻很喜歡攝影，說起來深得門道。

正談間，黃永玉出來了，手執(zhí)煙斗，面帶微笑，在座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肅立起來。訪談一開始，黃家親朋拿著相機在不同角度上拍照。閃光燈影里，我恍然覺得這是一位江湖老大主持的英雄會。可惜“黃老大”的聽力不太好，只好湊近一些，提高聲調，距離感頓時消失了。一會兒工夫，便覺得這位老大不喜歡正兒八經的訪談，更樂意百無禁忌地聊天，“黃老大”的英雄會變成“黃爺爺”的故事會了。

黃永玉的童年在湖南鳳凰度過，讀書時以逃學聞名，十二歲離鄉(xiāng)求學，在廈門集美中學讀書時多次留級，后來校友聚會時，曾經跟他同班的有一百五十來人。1948年，黃永玉從臺灣來到香港，起初沒有住所，漫畫家廖冰兄慷慨地邀請他到家中暫住，那時，廖家三十來平方米的房里已經住了好幾個人。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黃永玉第一次舉辦個人畫展，后任《大公報》臨時美術編輯，同事中有金庸、梁羽生等。在香港，黃永玉與聶紺弩、葉靈鳳成為忘年交，日后又與黃、蔡瀾成為忘年交。

李懷宇 在香港羅孚先生家，我們聊到你的一件趣事，說一家館子童子雞做得很出名，你和朋友經常去，有一次你們吃到一半發(fā)現大家口袋里都沒有錢，你就對著飯館里飼養(yǎng)的熱帶魚畫了一張速寫，用手指頭蘸著醬油抹在畫上，算是著色，畫完給葉靈鳳打了一個電話。沒過多久，葉先生笑瞇瞇地來了，你交上畫，葉先生預付稿費付清了飯錢，大家盡歡而散。

黃永玉 有這個事，就是偶然的這么個事。羅孚當時沒有跟我去，主要是葉靈鳳先生，葉先生當時在《星島日報》工作，那個店叫“美利堅”，里面有童子雞，我們那時也沒有什么錢，沒有常常去。

李懷宇 那時候還有一位后來很出名的同事——金庸，他跟你同齡。

黃永玉 喔，查良鏞。香港有一家電視臺采訪過我，請我談他，我說，查良鏞根本不適合寫武俠小說，他應該干別的事，他怎么會寫起武俠小說來了呢？（笑）

李懷宇 黃應該是后來的忘年交了，他比你小十幾歲。

黃永玉 湖南電視臺曾經采訪過黃，問他，聽說你失戀時黃永玉安慰過你？他說對啊，別人都希望我死掉，就是黃永玉老大哥，寫詩安慰我。又問，聽說黃永玉讓你享受“失戀的詩意”，有沒有這回事？黃說，這就是放狗屁了，失戀都要上吊了，還能有詩意嗎？（大笑）

李懷宇 你在寫廖冰兄的文章《米修士，你在哪里呀！》中說，他根本沒有發(fā)掘自己。為什么會這么說呢？

黃永玉 廖冰兄這個人，今天你們年輕人是不知道了。他在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時期，就像一個真正的戰(zhàn)士一樣，像從炮火連天的戰(zhàn)場上殺出來的這樣一個人，非常勇敢，每天畫畫罵國民黨，在生死邊緣戰(zhàn)斗著。那是不得了的，要死的！……當時就是這樣，一個文弱書生，手無縛雞之力，敢這樣做，所以說，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戰(zhàn)士。這樣一來他當然處在一個很危險的生活境遇之下，那時候生活又很艱苦，談不上日子過得好，生活瑣事很多，孩子又小。我剛到香港，沒地方住，他說住到我家里來，我住到他家里大半個月，看到環(huán)境很嘈雜，小孩吵啊鬧啊，他半夜三更抱著走來走去，這是生活的壓力。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他的畫面的組織才能，沒有發(fā)揮出來。畫面的組織才能，不是普通人能有的。你可以會畫畫，畫什么像什么，組織才能顯示一個人繪畫的規(guī)模，廖冰兄是可以統(tǒng)率很大的繪畫的。哪怕他畫一張很小的畫，畫面的控制能力也非常強。如果他沒有碰到“反右”，沒有被劃成“右派”，沒有受折磨，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畫家，一個大壁畫家。壁畫就是工程，不是個人能完成的，他是一個很好的統(tǒng)帥，很多年輕人可以跟著他一起畫，那種情感是很高深的，可惜了。

他的文學才能也很高，他寫廣州的竹枝詞，信手寫來，舉重若輕。我看過他一本書，寫他自己的，很了不起，這么艱苦的環(huán)境里殺出來。今天你們這么好的環(huán)境，小學中學大學出來，就有工作，那時是沒有的。有時候我不理他，他也不理我（笑），但這個不重要。他是一個很重要的藝術家，杰出的、少有的藝術家，一個戰(zhàn)士。

1953年，黃永玉從香港回到北京，任教于徐悲鴻主持的中央美術學院，先住在表叔沈從文家，后入住中央美術學院教員宿舍大雅寶胡同甲2號。“*”期間，黃永玉因“貓頭鷹黑畫”事件受到批判。改革開放之后，黃永玉再次到香港，作品漸為市場所重。

李懷宇 1953年怎么從香港回到北京？

黃永玉 1948年到1953年我在香港，最初是1946年去的，后來又到上海參加一些美術活動。去香港之前又在臺灣待了幾個月，那時蔣介石還沒有到臺灣。我們到臺灣，很多畫家也在臺灣，住了不到半年，后來*地下黨知道第二天中午國民黨要抓我，通知我趕緊走，替我買了票，用車子送我，從基隆離開了，到香港，那是1948年。1953年以后我就回北京教書了。

李懷宇 沈從文先生讀過小學，當了教授，你讀過中學，也當了教授。兩個人好像都沒有畢業(yè)？

黃永玉 我沒有讀過什么書，說了人家不相信，初中三年，念到二年級留了五次級……有記者花時間去翻我當年讀書的檔案，找到我小時候的同學，我那個同學告訴記者，黃永玉當年的成績，每學期的總分，加到一起都不到一百分。我自己也沒想到后來會當教授啊！我就用老布什的話說，我是沒有任何出路了，只好去當教授（笑）。

李懷宇 當時是沈從文先生寫信讓你回北京的？

黃永玉 那是其中的一個原因，還有別的先生也寫信，這是我們老這么講，人家喜歡說是沈從文寫信讓我回去這么一個故事。事實上我也很想回去。那時候也不了解共產黨是什么樣的，雖然我多少年來一直是左傾的，擁護共產黨，但也沒有真正認識共產黨……廣義地來講，我們是擁護共產黨的，擁護社會主義，其實我懂得多少社會主義呢？回來總是開心的，那畢竟是自己的祖國。

有很多人說我受沈從文的影響，因為他是我的親戚。而成長過程中真正影響我的是左翼文化，從小就是魯迅先生創(chuàng)造的木刻協(xié)會，我們是在黨領導的木刻協(xié)會中成長起來的。沈從文是我的表叔，又同是鳳凰人，人家很容易把我跟沈從文牽在一起。其實我在50年代才正式見到沈從文，把這種關系重新結起來，他是我很親的親戚，是我爸爸的親表弟。兩個事情：成長的過程是左翼文化影響，親戚是我們尊敬的長輩沈從文，是這樣子。

李懷宇 50年代初期，沈從文先生的處境也不是很好。

黃永玉 我們每個星期多少天都在一起，我去看他，他也來了，關系是非常親密的。那天有一個中央領導人到我家里，我就談到解放以前同黨的關系，我們感覺領導我們的黨是我們的叔叔、伯伯、爺爺，我們也不是黨員，但是感覺到在他的領導下，真正是奮不顧身，吃飯、穿衣、走路，一切的生活都是自己料理，但是上頭一有指示馬上行動，毫不考慮個人問題，不講“沒有錢怎么辦”，不存在這樣的問題，這些都是自己去打算、自己去找，不用拿津貼的。具體的領導都是我們的老前輩，是李樺、野夫、陳煙橋這些老木刻家，一年開兩次全國性展覽會。那時不像今天的展覽會這么簡單，沒有經費，周圍都是敵人，都是國民黨的特務。在老大哥家里拼命地工作，總得管飯吧、管交通吧，什么都不管的（大笑）。這樣的狀態(tài)底下，感覺到這么好！

李懷宇 那時候許多文化人都是有這么一股激情的。

黃永玉 是的，不要說在上海，就是在香港，解放了，我跑到旺角買了一塊木板，這么高，這么長（用手比劃）。自己用三輪車運回到住的地方，自己刨，找一個幫手，我就畫稿子，刻了整整九天九夜，手都起泡了，送到展覽會去展覽。那時候也沒有可能去拍照，發(fā)表都沒有發(fā)表過，稿費都沒有拿。我們義賣慰勞解放軍，到了香港華商總會賣那張畫，兩三千塊錢，當時的兩三千塊了不得，全部慰問解放軍。“*”時把這張畫當作“黑畫”，說歪曲解放軍的形象，說把解放軍畫得那么矮什么什么的。我心里想，你們這幫人，我當年是怎么樣工作的，你們是吃國家的飯，拿國家的錢，你們有我們當時那樣有出息嗎？你們有什么資格來講我？當時心里這么想，也不敢說，歷史給人很多的委屈啊！二十多年就這樣浪費了。所以有一次我講：他媽的，這么美好的時光就這么浪費了。我也不是懶惰的人，很愿意工作的，要是我現在只有五十歲多好啊，但沒辦法。

李懷宇 你在中央美院任教時，記下的當年徐悲鴻和一位*模特老頭兒的對話，我印象很深。徐悲鴻了解到老頭兒曾經是廚師時，說：“喔！廚房的大師傅，了不得！那您能辦什么酒席呀？”老頭兒眼睛一亮，從容地說：“辦酒席不難，難的是炒青菜！”徐悲鴻聽了這句話，肅立起來說：“耶！老人家呀，你這句話說得好呀！簡直是‘近乎道矣’！是呀，炒青菜才是真功夫，這和素描、速寫一樣嘛！”

黃永玉 這話說得多好啊！

李懷宇 當年你住在中央美院教員宿舍大雅寶胡同甲2號時，鄰居都是李可染、李苦禪、董希文、張仃這樣的大藝術家。當時的環(huán)境下，大家藝術交流的情況是怎么樣的？

黃永玉 在困難情況下，我也還是能“偷安”的，一般很適應生活，沒有感覺像后來“*”中那么痛苦。最不正常的是“*”，其他的不正常我還能忍受，我以為是“革命的需要”……當時香港的親戚要寄東西給我，我寫信阻止說，不要寄了，和人民一起經受困難，我覺得很光榮。“*”來了，我感覺越來越不正常了，到了“*”末期，我感覺有大問題了，很不正常，這個事情都是逐漸認識的……*掉下去以后，我們都覺得很震驚，也很高興，覺得“四人幫”跟著就要完蛋。結果出人意料的是“四人幫”不但沒有完蛋，還掌握了運動的旗子，又批林批鄧，我就感覺到這里頭有大的問題了。這個問題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就感到周總理受委屈了，過去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我們的黨過去團結得像一個人……過去沒有懷疑的事，沒有想過的事情，自己暴露給我們聽到，給我們看到。

李懷宇 畫不了畫，寫不了文章，會不會痛苦呢？

黃永玉 不痛苦，自然的事情怎么會痛苦呢？痛苦是對比了之后才會有痛苦。比如說，我們在干校，每天哪里有空去痛苦呢？每天大家去勞動，勞動完睡覺，第二天還要勞動。除非你有閑情逸致的時候才會痛苦（笑）。這個事情不要說我們，古代劃船的奴隸，鎖在鐵鏈里，不見天日，每天就是搖呀搖的，從歷史來講，他是痛苦的，但是他在搖的時候，僅僅是希望活下去，別死，來不及想我痛苦呀我怎么樣怎么樣。批判人道主義的時候，我們小組開會就討論這個問題，死刑犯、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的將領為什么還愿意接受改造，大家說來說去，輪到我發(fā)言，我說：“大概活著比死好吧。”（大笑）大家就來批判我，說死刑犯、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的將領認識了共產主義的原理啦，認識了社會主義的好處啦。我們都沒有那么清楚，他們怎么就那么清楚了呢？不太可能吧。

李懷宇 當時那個“貓頭鷹黑畫”事件出現以后，你是怎么對待的？

黃永玉 反正沒有這個事情，他們說有，一定有一種很大的力量使我很被動。如果有機會跟他們辯論，幾句話就可以駁倒。所謂的“黑畫”，那個“貓頭鷹事件”，他為什么說我畫貓頭鷹一只眼睛開一只眼睛閉，就是反對社會主義，讓他說為什么，他也是說不出來的。不要講出意思來畫畫，也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事情，改革開放以前，另外一些人在領導國家的時候，每一樣東西都要有意思，沒有意思就是壞。上海有個畫家畫一個笑瞇瞇的蘇東坡，叫《中蘇友好》，蘇東坡和他爸爸比，小一點，和他弟弟比，大一點，就不是大蘇，不是小蘇，是“中蘇”，笑瞇瞇就是友好。還有一個畫家畫一張《又紅又專》，畫一塊磚，紅磚，就是又紅又專。現在好了，就是不是太有意思的東西也不追究了。

李懷宇 改革開放以后重新去香港，是不是覺得那里的創(chuàng)作空間比較適合你這種自由的個性？

黃永玉 允許去就去了，不是自由的問題。我這幾十年在北京，從沒有感覺“不自由”，因為自由不自由不是別人給的，是自己給的。我創(chuàng)作的任何作品，只有很少很少的情況底下，是人家命令我做的，其他都是自愿做的。包括“大躍進”的一些作品，我都不是如實描寫，而是加入了我的藝術處理表達出來的。我做出來的方式都是不一樣的，不一樣就是“自由”了。“大躍進”時說謊話，稻谷上還可以跳舞，我看了真開心，人家跳舞多有意思呀（笑）。一畝地有幾十萬斤的稻子，人踩下去都不會倒了。我就刻出來了，開心嘛。另外，羊長得比牛還大，那是真開心哪……

有一次香港一個什么人說，你這樣不是說謊嗎？我說，不是我說謊，別人說謊，我跟著表達出來，多開心哪……有些事情不是這么簡單的，像小孩子看戲，一出來就是好人壞人的。從我個人來講，開始他們這樣做，“反右”啦，“大躍進”啦，我都認為是有道理的。可能包括要我死，都是有道理的。我都不明白，覺得跟著做就沒有錯。慢慢地才感覺有問題，后來才發(fā)現，越來越兒戲，把生命當兒戲，把國家的命運當兒戲……

黃永玉畫風多變，和他半生漂泊息息相關。在意大利的佛羅倫薩，黃永玉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盛夏時節(jié)背著畫箱四處寫生，餓了渴了，就坐在路邊吃點隨身帶的面包，喝幾口涼水。近年來，黃永玉熱衷于置辦豪宅：北京有“萬荷堂”，鳳凰有“奪翠樓”、“玉氏山房”，佛羅倫薩有“無數山樓”。

李懷宇 在香港、北京、鳳凰、意大利都有房子，很奇怪你為什么那么喜歡建房子？

黃永玉 我那是發(fā)瘋了，神經病嘛（笑）。我研究過我自己，人家這么講多了我也得想一想這是怎么回事，怎么到處都有房子？現在我想那就是一個藝術上的創(chuàng)作，那是借用素材來創(chuàng)作，每一個不同的素材在不同的地方都不一樣。

李懷宇 最近幾年哪個地方住得比較多，喜歡哪里多一點？

黃永玉 意大利那邊，現在我的女孩子（女兒黃黑妮）住在那里，因為國內事情忙，我一兩年去一次。香港嘛，當然常常去，但是最近一兩年去得也不多。總是北京與鳳凰兩邊跑，總是想著鳳凰那個房子加一點什么，北京那個房子加一點什么，這么來回加，越加越多。也沒有特別喜歡哪一個不喜歡哪一個，就好比你問母雞，你生這么多蛋，特別喜歡哪一個？它也沒法告訴你嘛。它天生愛下蛋，也沒有什么選擇了啦（笑）。

李懷宇 那創(chuàng)作的題材是不是北京、鳳凰這兩個地方多一點？

黃永玉 無所謂題材，都是荷花，北京荷花、鳳凰荷花——鳳凰沒有荷花，長不出來的。我們那個小學池塘里，這一百年來都想栽荷花，都栽不出，我父親做校長的時候想栽荷花，一直到現在的校長也栽不出。水土的問題，水寒。但這無所謂，不存在題材的問題。別人的畫表現淮海戰(zhàn)役、遼沈戰(zhàn)役，需要題材，但是我的荷花不需要。表現力有些探索，也不叫探索，有些變化，高興的時候，環(huán)境不同了，會有些變化，一下畫個粗的，一下畫個細的，一下畫個大的，一下畫個小的。荷花能有什么意思呢？只要人家不討厭，愿意看，我就不停地畫（大笑）。有些人怕大家忘記他，隔幾年開一個展覽，不停地拿同樣的作品出來展出，免得你忘了他。這是一種辦法。我每天都在工作，我不能說我畫畫是為了討厭我的作品才畫，是討厭我的生活才畫。當然我喜歡自己的生活，喜歡自己的工作，我相信我的觀眾也喜歡我的畫。我也不能講，我每張畫具有什么深刻意義。明明沒有意義，畫一張荷花有什么意義呢？

李懷宇 是一種無言之美。

黃永玉 為什么美到畫十張八張都畫這個呢？我說每一種里頭有畫得細膩一點的，有畫得豪放一點的。現在也畫另外一種方法，用自己的作品作一種研究。把畫畫提高到深刻的意義上，文化貢獻啦，全是扯淡的（大笑）。人家問畢加索：“你的畫什么意思呀？”畢加索說：“好看不好看呢？”“好看是好看，不知道你的畫說些什么。”“你聽過鳥叫嗎？”“聽過。”“好聽不好聽啊？”“好聽。”“你懂得它是什么意思嗎？”畫畫也是一樣的道理。

有人喜歡把每一件小事，每一個活動，都講成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但是人活著很多時候沒有什么意義啊。人家問我為什么喜歡畫荷花，我就說，我外婆打我，我就躲到荷花邊……你真的以為我畫荷花從這里開始？人應該冷靜地對待這樣一種東西——尤其是畫家喜歡把每一件事情講得很有意義。如果畫革命歷史畫，那意義可能很多，但一般的，其實就是把一些普通的感受、修養(yǎng)的積累畫出來。人死了以后，別人可能把你的畫講得非常有意義，每一個人說得都比你原先設想的“有道理”得多，而且各不相同。我出過一本攝影集，在里面說，比方我家里有一張破椅子，我不想要了，我就請拍賣行幫我賣掉，我去參加那個拍賣會，看見拍賣的人把我這張椅子吹得好得不得了，好到最后我自己把它買回來了。我本來沒那么好，你一講我有那么好，由不得我就自己愛上自己了（大笑）。沒有這么了不起的事。所以我們需要冷靜、從容，有一點幽默感，嘲笑嘲笑自己。

李懷宇 我覺得你的畫難得的一點是，每一張都不墨守成規(guī)，有自己的想法，有新意。

黃永玉 中國傳統(tǒng)繪畫有個特點，仿八大、仿石濤，這是正路，如果在國外，你要是仿凡·高，畫一輩子，那你就完蛋了。中國的傳統(tǒng)就說我仿誰，還公開地寫在畫上。每個地方傳統(tǒng)文化不一樣，風格不同。至于創(chuàng)新，我是不同意的，什么叫做創(chuàng)新？一個人能有多少新可創(chuàng)？就是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風格。一個人的創(chuàng)作道路里面有一些變化，也不叫創(chuàng)新，過去我們叫做“變法”。變法也要依據原來的基礎，不能完全脫離。改革開放初期，有一陣子大家學懷斯畫畫，有一個人有一本懷斯的畫冊，別人沒有，他就照著懷斯的畫來畫，人家說他創(chuàng)新，大家都有這本書了，喔，原來是照著懷斯畫的，就沒有新了。所以我不太承認創(chuàng)新這個概念，我只承認好壞。這個人畫得好，那個人畫得不好。

黃永玉曾說，平生最喜歡的是文學，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繪畫，但前三項都靠繪畫養(yǎng)著，因為它們基本上掙不到什么錢。他的自傳體小說《無愁河上的浪蕩漢子》寫到自己四歲時，已有二十萬字。

李懷宇 你的《無愁河上的浪蕩漢子》寫得怎么樣了？

黃永玉 還在寫，不寫就死掉了，來不及了，再說不寫也可惜了，我覺得我那些故事都很有意思，得趕快寫。寫文章就簡單了，不像畫畫，要帶很多東西，一支鋼筆和一些稿紙就可以了。有意思的是，我發(fā)現市場上已經有整本的在賣了，可是我還沒有發(fā)表哪，已經有盜版了。不過，盜版不盜版也沒有關系（笑）。另外還有一本，我女兒建議我趕快寫，那本在香港《明報》登過，叫做《大胖子張老悶兒列傳》。還沒有寫完，已經寫了三十多萬字，國內的人會喜歡看，但國外的人就不喜歡，因為他們不了解我們這幾十年國內的情況。

李懷宇 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你說很多年前跟聶紺弩先生走在街上，你告訴他有個很好的故事，他說：“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來講。”

黃永玉 文學不光是講故事。寫文章也像作對聯一樣，上一句下一句，要講得有意思，結構、關系，但不是講故事，巴爾扎克講故事講得好，出神入化，但他寫得沒有司湯達、左拉有意思。我用有點類似福樓拜的寫法，不要太緊張，從容一點，慢慢地說，站在故事以外來說。

李懷宇 我聽董橋先生開玩笑說過，你的文章第一，書法第二，畫第三。

黃永玉 對我來說，比較容易做的事情是寫文章，也比較快活，快樂的基礎是好多朋友喜歡看我寫的東西，那我就開心嘛。畫畫么，我的朋友也喜歡，但畫畫更大的好處就是可以賣錢，賣了錢可以請朋友吃飯，可以玩，但畫畫沒有寫文章這么開心。

在北京萬荷堂，黃永玉喜歡請一些老朋友來聚會。黃苗子、郁風、丁聰、王世襄、范用、楊振寧、張開濟、劉詩昆等人都曾在這里留下歡聲笑語。“*”時，沈從文在街上難得與黃永玉擦身而過，不到五秒鐘說了一句話：“要從容對待啊！”如今安享晚年，這些老人有了另一種從容的生活。

李懷宇 我覺得你和那些老朋友了不起，經歷了那么多苦難，還是那么從容，而且都很長壽。

黃永玉 對人生從容一點，別囂張，苦也別囂張，得意的時候更不要，這需要修養(yǎng)，有知識的修養(yǎng)，也有人生的修養(yǎng)。前一段我對一個年輕的朋友說，你不要光研究勝利者的傳記，也研究一下失敗者的傳記，很多失敗者也寫了傳記，而且具有和勝利者寫的傳記一樣的價值。很多人研究勝利者，但勝利者寫的傳記里，有很多夸張的東西，而失敗者傳記里有很多東西是真實的。

有人說，人活著一輩子，太沒有意思了，我問他，為什么沒意思啊？對死，我曾經有一個系統(tǒng)的看法，當然，死了就燒掉，送到火葬場，人就回來，就不要再管，骨灰都不必要。魯迅說，如果一個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是死了。為什么要活在人的心上？有什么理由你要活在人的心上呢？好像也沒什么意思嘛……且不管這個，既不要骨灰，又不想活在人心上，你還想干嗎呢？所以我有幾個方案。一個方案是不把骨灰放在火葬場，放在抽水馬桶里，請一個有修養(yǎng)的受人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舉行個儀式。這個方案我愛人反對(用粵語講，黃太張梅溪是廣東人)，說塞住水管，找人修很麻煩。所以只好執(zhí)行第二個方案，把骨灰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來，分送給朋友，栽花。但是有一個問題，到了晚上，朋友看了，覺得花長得比較怪，嚇人。這樣只好讓朋友永遠痛恨我，咬牙切齒地罵我，就把骨灰揉在面里包餃子請大家吃，吃完了宣布：“你們剛才吃的是黃永玉的骨灰……”關于死，楊憲益講了很好的話，他說與其等人死了以后稱贊他怎么好，不如活著時就開追悼會，他想自己快死的時候，搬一張靠椅，可以旁聽大家吹捧他。

李懷宇 黃苗子在他那篇著名的《遺囑》里也講了類似的意思。

黃永玉 是我先講了，苗子聽了馬上寫文章，比我更快（笑）。

李懷宇 不管畫畫、寫作，還是對待人生，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你的“快樂”。

黃永玉 我一生都沒有尋找偉大的意義，畫畫不像政治生活。“*”時有位老先生批評我，說我創(chuàng)作態(tài)度一點都不嚴肅，永遠是為了快樂。當時我低頭站在臺上，他指責我，我也不能說話，要是平常他這么說，我肯定請這老頭吃西餐，我說你怎么講得這么對啊！搞藝術創(chuàng)作如果沒有快樂的基礎你怎么畫啊。為了創(chuàng)作，心情是要快樂的。最近我畫了一張畫，寫了《快樂論》，我們中國人也有自己的快樂方式。

畫畫的基礎，每一個人的起點，都是為了開心，有一個興奮點，對吧？要是你碰見災難倒霉，你就沒法好好畫。我在毛澤東紀念堂畫完了以后，人家替我感覺到這個工作很重要，來訪問我：“你說說看，你在畫這個稿子的時候一邊畫一邊想什么？”我說就希望趕快完成。他說不是不是，畫的時候你的心情怎么樣。我說心情就是希望認真地畫，趕快完成。他說不是這個意思。我說你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一邊畫一邊流眼淚，想著毛主席偉大的恩情，這不可能嘛。一個人在工作的時候一邊哭一邊畫畫，有這樣的事嗎？這樣也畫不好。你想我這么講，像郭蘭英唱歌，一邊唱歌一邊流眼淚，你相信那眼淚是真的？搞藝術當然有很嚴肅的使命，但是起點肯定是快樂。

　　看畫不靠耳朵，要靠眼睛的。我有一張畫，我拿給你看（進房取出一張畫）。你看看，我在這畫上題了跋（邊看邊念題跋）：一切創(chuàng)作的起點是快樂，很難想象一個人不快樂能做得出事。我這也說得不全面，不快樂的人也能做使天下不快樂的事。創(chuàng)作不只是讓自己快樂，也能令別人快樂。伊壁鳩魯的《快樂論》早已把快樂的根源剖析得很暢明了。有人問：悲劇呢？史詩呢？我說，悲劇令人掉淚，史詩令人肅穆，而作者是快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