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責備》 周云蓬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周云蓬說：“盲人的世界不是沒有色彩的，人有一種心理上的視覺。”

盲人歌手周云蓬被看作“新民謠”的代表人物，主要因為他骨子里是個詩人，就算沒有音符，他也終會用文字擊中許多人。比如在最新出版的這本詩文集《春天責備》里面，周云蓬寫道：“春天，責備上路的人。”其實他自己已經彈著琴走過千山萬水，從上世紀70年代的鐵西區(qū)，走到90年代的圓明園，又走過無數(shù)知名與不知名的街巷。走到牛羊下山，走到孩子回家。

■ 人物名片

周云蓬

歌手，詩人。1970年生于遼寧沈陽，九歲失明。1994年畢業(yè)于長春大學中文專業(yè)。發(fā)行唱片有《沉默如謎的呼吸》、《中國孩子》、《牛羊下山》，2008年獲得第八屆華語傳媒音樂大獎“最佳民謠藝人”及“最佳作詞人”獎項，2010年底最新出版詩文集《春天責備》。

離開鐵西區(qū)大象吹口琴

我老家在沈陽的鐵西區(qū)，小時候失明之前，我對鐵西區(qū)還有點視覺上的印象：全是灰色的平房，偽滿時期留下來的老房子，色調單一，或者說沒什么顏色。這都是工人村，每家一小間，我家也在其中。有時候會有紅色出現(xiàn)，比如“十一”會有一些游行、彩車什么的，平常就是灰禿禿，冶煉廠的煙囪冒著濃煙，挺嗆人。雖然每天生活在難聞的味道里，我覺得也還湊合，畢竟有味道可聞———九歲那年，我徹底看不見了。上回在上海碰到韓寒，他問我“最后留在你視覺里的是什么”，我說：“動物園里的大象用鼻子吹口琴。”

我十幾歲就決定來北京了。家鄉(xiāng)比較淳樸，年輕人總是好奇心挺強。一個人出門對我來說不算困難，那些年各個城市還比較安靜，沒有現(xiàn)在這么多車，街上人也不多。我坐著火車來北京，出了站就跑去西直門，先試試在地鐵站里賣唱。唱了一天，掙了20多塊錢。我一算，一天20，一個月600，在1995年已經不少了。行，然后就去圓明園租房子。

我早就聽說圓明園這邊有個畫家村，住著好多藝術家，心向往之。我一路打聽過去，在福海邊碰到四川詩人張建之，他幫我租了房子，每月租金八十。

在北京漂的人，誰想到以后會怎樣呢，大家心態(tài)都差不多，過一天算一天，說不定下個月就搬走了。

90年代的圓明園鄉(xiāng)村化生活，有野趣

圓明園的生活基本就是窮困潦倒，這片荒涼的地方住了一兩千個搞藝術的，畫畫的最多，因為畫畫這個行業(yè)的人喜歡扎堆，人們買畫也方便。搞音樂的人不多，但還算圓明園里的高收入穩(wěn)定職業(yè)。大家聚在一起主要是吃飯，誰家請客喝酒，一大幫人都聞風而動。喝多了就談談藝術，平常各忙各的生計，生存才是最迫切的問題。

很多有意思的人，像謝強、馬條、小娟他們好像都在圓明園住過。我記得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家伙，有個小伙子總說政府在他腦袋里安了竊聽器，經常找我們借幾塊錢，說要去中南海開會，“今年發(fā)這么大水，我找總理反映一下。”還有個專演毛主席的演員，常規(guī)造型是披件軍大衣佇立在福海邊指點江山。有一天他操著湖南腔對我說：“你們搞文藝工作的真不容易啊！”我感動得想哭。

藝術家們也經常互相拆臺，誰也瞧不起誰。我鄰居有個畫畫的，有天跟我說：“我今天看某某的畫，就對他說，一看這畫就覺得你有點陽痿。”正說到高興的時候呢，被他說陽痿的某某就帶了幾個人打他來了。不過我覺得吧，一般真正熱愛藝術的都不是壞人，我現(xiàn)在想起來都是有趣的人和事，沒趣的記它干嗎，記憶本身就會有篩選。

到中秋節(jié)的時候有個習俗，圓明園的藝術家都跑到公園里玩，湖邊有些游覽用的小船沒人管，我們就偷一艘劃到湖中間。我記得湖中間有幾個島，島上還住著兩個說相聲的。

那時候福海底下全是淤泥，水不深，也就一人深吧，可以下去撈田螺。有些水性好的夏天經常去游泳，有的人餓極了想吃肉，就抓刺猬，打野兔子，拿回來烤著吃。我們這群人雖然在北京呆著，生活卻是鄉(xiāng)村化的，頗有野趣。

藝術家在北京有同類，不孤獨

當年圓明園這么多人，現(xiàn)在能混出來的沒幾個，藝術家的聚集地換來換去，也不再有那種氣氛了。因為這地方離北大、清華比較近，警察把藝術家都趕跑了。我記得1995年前后辦一個暫住證要一百多塊錢，太貴，所以大家都辦不起。警察來查的時候，房東會把我鎖在屋里，窗簾一拉，造成屋里沒人的假象。

其實我們給圓明園帶來了很多經濟效益，因為那些房東都是農村戶口，這么多人來租房子，養(yǎng)活了很多房東。但是警察覺得我們是添亂，老是喝酒打架什么的，其實就跟小孩打架一樣，沒出過大事。有些愛好學習的藝術家還跑到北大聽課，哲學、文學什么講座都聽，完了出來就拿本書坐長椅上，等著小姑娘經過，跟人家聊天。我們總結過，一般聊的無非三件事：“我是搞藝術的，流浪到北京，總有一種要死的沖動。”

為什么一定要搞藝術呢？曾經有工廠招我去上班，一個月100多塊錢，什么事都不用干，廠子就是為了政策福利，我呆不下去就跑了。搞藝術不可能是事先為了什么，就是有種你不知道的東西，跟上癮一樣，你要知道為什么就不上癮了。搞藝術又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呆著呢？因為沒別的地方可去，中國搞藝術的都在北京，北京的樂隊數(shù)量估計比全中國別的城市加起來都多。大家都在北京，會感到有同類，心里不是很孤獨。

在街上唱的時間長了，自然而然就跑去酒吧里面唱。蘇州橋那邊有個餐吧，臺上唱著歌，底下好多人吃著飯。這樣過了一年多，我想既然靠賣唱為生，到別的城市應該也行。

就這樣離開圓明園，走遍了整個中國。對我來說因為看不見，城市和城市的區(qū)別就在于吃的好不好，便宜不便宜，酒怎么樣。比如我覺得鄭州就挺好，吃飯很便宜，菜非常好吃。鄭州旁邊的開封也不錯，開封的大排檔特別牛，長得無邊無際，旁邊戲樓上還有唱豫劇的，票價也很低。

我分辨一個地方的人好不好很簡單，他對你態(tài)度比較和藹，打車的時候不拒載，不給你繞路，那就是好人。

各地藝術群落

大家都忠于自己的土壤

我離開圓明園之后，那里沒多久就拆了。北京變成我的中轉站，在別的城市晃蕩幾個月就會回北京再住一段。我后來住過樹村、宋莊這些地方，感覺還是圓明園好，有山有水。樹村就是一條街，污水橫流，比較破爛，主要是周圍有很多音樂學校。從年齡上看，樹村也比較年輕，都是些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在玩搖滾。到宋莊的時候我已經印象不深了，因為大家都變成獨門獨院，互相不怎么來往，不像圓明園時代街坊鄰居來回串。這個時代越來越現(xiàn)實了，搞藝術也一樣。

好些人說我的音樂越來越溫和了，其實溫和是常態(tài)，人不可能永遠憤怒，本質上我不是個性格暴躁的人，寫《中國孩子》那時候也是就事論事。“新民謠”這批人就像個群落，任何時代都會有自己的藝術群落，一大撥人在地下漚了很多年，現(xiàn)在都冒出來了，在地上生長。其實每個人的風格都不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方水土。你看現(xiàn)在張懸在云南，蘇陽在銀川，李志在江浙一帶，白水在四川，五條人他們在廣東，大家都很忠于自己的土壤。

我覺得音樂跟人的精神家園有關系，當年很多搞重金屬的音樂人，大多來自工業(yè)城市，人們天天聽機器的轟鳴，自己做音樂也容易產生這種感覺。我現(xiàn)在每年春節(jié)都回沈陽老家，感受到的差別當然很大。工廠都沒有了，商業(yè)也不發(fā)達，曾經很有風格的一個城市，現(xiàn)在變得模棱兩可。中國多數(shù)城市都是這樣，所以我現(xiàn)在主要住在紹興，因為在紹興、蘇州、開封這些地方，一過去就能聽到當?shù)胤窖裕蕴厣〕裕杏X到生活的底蘊。

寫作對我來說，是和音樂相通的表達方式。可能大家對盲人的寫作容易誤讀，覺得你就應該寫周圍全是黑的，沒有視覺意象，然后自己心靈堅強什么的。我寫個“解開你的紅肚帶/灑一床雪花白”好像就不正常，但實際上盲人的世界不是沒有色彩的，人有一種心理上的視覺，不然你怎么閉上眼做夢還能看見東西呢？詞語就是一種心理暗示，即使你沒有見過紅色，我告訴你紅色這個詞，你也會在自己心里描摹出一種東西來。

北京現(xiàn)在變成一個大怪物，越來越不適合普通人生活，不過相對來說我覺得西邊還好一點。在香山那邊，我喜歡爬爬山，偷偷翻到植物園里邊，一條小路拐來拐去，能找到好多名人的墓。劉天華、劉半農、梅蘭芳、馬連良，還有梁啟超，他們都靜靜地呆在那里，看著我看不到的世界。

采寫/本報記者武云溥　攝影/本報記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