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溫家寶總理曾在會見中外記者時用一幅畫牽出一段情：元朝畫家黃公望的畫作《富春山居圖》一半放在浙江博物館，一半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兩幅畫什么時候能合成一幅畫?“畫是如此，人何以堪?”

北京和臺北兩個故宮博物院是一個在歷史大背景下關(guān)于悲歡離合、世事滄桑的故事。從1925年成立故宮博物院，到1949年初第三批文物運到臺灣前，這兩個故宮的文物共同在一起的時間有24年的歷史，后來文物分三批南遷又是16年。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潰敗的國民黨政權(quán)先后分三次運走了2900余箱文物、檔案到臺灣。兩岸故宮文物至此已分別60年。而文物南遷則是現(xiàn)代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歷史事件，是中華民族“文化抗戰(zhàn)”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今年初，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推出的“溫故知新：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把兩岸故宮的文化交流再度推向一個更新的高度。

2010年11月18日，記者前往采訪鄭欣淼院長時，他剛開完一個重要的會議：“兩岸故宮第二屆學術(shù)研討會”的開幕式。他的辦公室，是故宮神武門西側(cè)兩排平房中的兩間屋，那青磚灰瓦的平房過去應(yīng)是宮廷侍衛(wèi)一類的居所。作為故宮的守護人，鄭欣淼講述了“重走文物南遷路”背后的故事。

破冰之旅

至今，鄭欣淼已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擔任了8年的院長。

2009年3月，鄭欣淼前往臺灣與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見面，首次實現(xiàn)了歷史上兩個故宮高層的正式互訪，并達成了包括“建立展覽交流機制”等在內(nèi)的9項共識。這次互訪，被很多媒體稱作是“兩岸故宮的破冰之旅”。從那時開始，鄭欣淼就在琢磨著如何加深兩個故宮間的文物及學術(shù)上的交流。鄭欣淼認為，兩岸故宮的文物只有合起來研究才是完整的研究，其實也是對一脈相承的祖先文化的尊重。兩個故宮本是一家嘛。這些年，因為歷史遺留的原因，彼此的交往也是逐步深入進行的。2008年就是一個重要的拐點。

鄭欣淼經(jīng)常會回憶起2008年年末的那件事。當時，臺北故宮計劃舉辦一個雍正展，但策劃者在策展選件的過程中覺得少了雍正的肖像畫、行樂圖、朝服像等(它們都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感到非常遺憾，于是就考慮是否可以向北京故宮借展。2009年年初，他們試探著向北京故宮提出這一要求，北京故宮表示同意。面對北京故宮的誠意，臺北故宮提議，能否把原本的借展辦成雙方聯(lián)展?之后的2009年10月7日，鄭欣淼院長和臺北故宮周功鑫院長以“兩岸故宮”名義，一起為展覽圖冊作序、開幕致詞、摁下揭幕啟動按鈕、接受媒體訪問……

就在兩岸故宮的交流有了非常好的開端時，鄭欣淼又有了一個新的想法。這個想法來源于四川樂山安谷鄉(xiāng)一個叫王連生的農(nóng)民，他在當?shù)刈饬艘粔K地，建了一個紀念館。抗戰(zhàn)期間，在四川的安谷鄉(xiāng)，有一批故宮南遷文物存放在這里7年之久。這是三批西遷文物中存放最多的一個地方，共放了九千多箱，除了故宮的文物，還有代管的國子監(jiān)、頤和園的文物。抗戰(zhàn)勝利后，1945年，國民政府為感謝民眾對國寶的保護，頒贈了題有“功侔魯壁”四個字的匾作為褒獎。當年7個存放點，每處有一塊匾。幾十年過去了，這些匾已不好找了，王連生找來剩下的幾個零星的字拼湊到一起，并征集到與當年文物存放有關(guān)的資料，辦起了“故宮文物南遷樂山史料陳列館”，還建起了紀念碑。這事引起了專業(yè)人士的關(guān)注，包括鄭欣淼。

鄭欣淼在會上對故宮博物院的同事們說：“這些年我們忘了一件大事，我們的前人為了保護國寶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在戰(zhàn)時超過百萬件珍寶通過陸路、水路輾轉(zhuǎn)一萬公里，保存基本完整，實在是個奇跡。對故宮國寶的保護，當時的政府、軍隊、民眾都給予了支持，這是全民抗戰(zhàn)的體現(xiàn)，我們要記住這段歷史，要弘揚先輩的精神。” 他說：“當我們津津樂道故宮現(xiàn)有150萬件(套)藏品時，卻不得不提抗戰(zhàn)時期故宮文物南遷的故事，正是這次文物大遷移，才使得大量文物避免了戰(zhàn)火破壞，這也直接導(dǎo)致了‘一宮兩院’的隔海相望。兩個博物院的一批元老級人物，都曾是國寶搬運中相濡以沫的同事和戰(zhàn)友，曾有過深厚的情誼，在地覆天翻的歷史轉(zhuǎn)折關(guān)頭，個人的作用是微弱的，故宮同仁的去和留的決擇中，道路不同，信念卻相同，那就是‘和文物在一起’。”

如何紀念老一輩的故宮人，如何進一步探索與認識這一壯舉的價值和意義?鄭欣淼認為應(yīng)該組織“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活動。

2010年正值抗戰(zhàn)勝利65周年、故宮博物院成立85周年，鄭欣淼提出的這個想法很快得到臺北故宮的響應(yīng)。臺北故宮還建議在“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前面加上“溫故知新”。僅從兩個故宮提出的字面上的意義上來看，兩岸故宮人對南遷路的人和事都懷有很深的情感。就這樣，臺北故宮派出10個人，北京故宮派出16個人，于2010年6月4日至18日先后尋訪了37個故宮南遷的文物存放點。

故人重逢

兩岸故宮人分別從北京和臺北起飛，同一天到達南京，如老朋友相見，溫暖而快樂。南京是文物南遷的第一站，自然也是他們重走的第一站。

在南京的朝天宮保存庫，原本從不對外開放的庫房也因為特例對考察團一行人開放了。這次有了意外的收獲。他們看見在庫房的中部，擺放著幾排當年文物南遷時所使用的木箱子，透過木板間的縫隙，依稀可見包裹過文物的舊報紙及稻草等填充物。文物箱上貼滿了封條。從封條上的時間來看，文物每從一個地點的起運、卸運、庫存，均有細致的點驗查封。在那樣一個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各行各業(yè)的中國人都有著一顆愛護國寶的心。

鄭欣淼見到了老朋友莊靈，他是“南遷”的后人，也是臺北故宮派來的成員之一。這位已72歲的島內(nèi)著名攝影家見證了文物南遷的歷史。

莊靈的父親莊嚴曾參與了故宮博物院的創(chuàng)立，后任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也是第一批故宮南遷國寶的押運者和負責人。從1934年開始，莊嚴就帶著家眷與同仁們一起護送故宮文物南行。1938年，當這批文物遷至貴州時，莊靈出生了，隨后莊靈與60余箱故宮文物一起一路南行，最后抵達臺灣。而這也成為莊靈人生一段寶貴的經(jīng)歷，莊靈與故宮文物就此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莊靈就曾給鄭欣淼講過這樣一段經(jīng)歷：“貴州安順和那里的華嚴洞成為我童年最早的記憶。每逢假日，父親常會帶著哥哥和我到華嚴洞去玩。天氣好的時候，父親和故宮同仁常會開箱，把容易受潮的字畫取出來，在廣場上攤開晾曬，我們就在一旁好奇地觀看。”

從南京到貴陽，考察團一行人的飛行時間不過兩小時的路程，而在當年故宮文物南遷之旅中卻是歷經(jīng)曲折，異常艱險。1937年，為避免日軍飛機轟炸，當年故宮南遷文物中挑選出的精品從英國展覽歸國后，仍舊放置在特制的鐵皮箱中，從南京經(jīng)水路運往漢口，轉(zhuǎn)到長沙，直驅(qū)桂林，直到1938年1月運抵貴陽。首批八十余箱最終被遷移到地處貴州安順縣的華嚴洞儲存，并成立了故宮博物院駐安順辦事處。

四十米高的華嚴洞，由于地形隱蔽，有數(shù)千平方米的大型洞廳，當年被選作理想的藏寶之地。據(jù)悉，這批秘藏洞中6年的國寶中有唐寅的《山路松聲》、馬和之的《閑忙圖》等，如今都是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鎮(zhèn)院之寶”。如今，山洞入口已變成新的佛堂，金碧輝煌，甚至遮蔽了原來的樣子。站在華嚴洞旁，鄭欣淼感慨萬千。這地方在幾十年前更加偏僻和荒涼，莊靈的父輩及故宮守護者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未來華嚴洞之前，鄭欣淼就已對這里充滿感情。2007年，莊靈就和鄭欣淼通過幾次信，了解北京故宮1950年代初期從香港買回“三希”的《中秋帖》《伯遠帖》的詳細情形，他們兩人還互贈過自己的作品。他們第一次見面則是2009年10月，鄭欣淼去臺北時，有一天，莊靈來到酒店房間找鄭欣淼，他帶了故宮文物南遷時的很多照片和資料來，說要捐給北京故宮，其中有一幅長卷，是故宮一位姓袁的同仁抗戰(zhàn)勝利后憑記憶所畫的一幅華嚴洞的圖，其后是包括馬衡在內(nèi)的二十多位文化名人的題跋，鄭欣淼看了之后很感動，也覺得很重要，便對莊靈說：“莊先生，我覺得您不要急于給北京故宮捐獻，您對這些題跋的作者比較熟悉，可否根據(jù)每件題跋寫一篇介紹文字，由北京故宮《紫禁城》雜志刊登出來，等你寫完后再談捐獻的事。”莊靈先生年齡大了，平時不太愿意動筆寫，可鄭欣淼這么一說，他也覺得很好，于是寫了好幾篇，已陸續(xù)發(fā)表在《紫禁城》雜志上了。其中有一篇專門寫華嚴洞的，鄭欣淼認認真真看了。鄭欣淼說，他們一行人中，莊靈的年齡最大，但他卻從始至終保持對這些南遷之地的感情和激情，這一點，讓他很感動。

珍貴片段

鄭欣淼說，重走故宮南遷路，重新考證了那段歷史，并發(fā)現(xiàn)了過去史料中未提及的珍貴片斷。

比如在華嚴洞，當年的國寶在這里一放就是6年，其間還參加過國內(nèi)外的文化交流活動，但是在史料中卻是一筆帶過，“實際在今天重新考證這段歷史，可以感受到即使在戰(zhàn)亂時期，戰(zhàn)火絲毫沒有泯滅人們對國寶的熱情。特別是在貴陽舉辦的文物大展期間，觀眾紛至沓來，不少人把能夠看到國寶當作一件幸事。盡管這是國寶南遷中顛沛流離的插曲，但如同當時民眾的一種說法，如果不是由于文物南遷避寇，許多人可能永遠無緣這些國寶。同時，與國寶相遇的經(jīng)歷甚至可能影響了有些人的一生。”南遷文物還在戰(zhàn)時的重慶展出。當時日本飛機經(jīng)常轟炸重慶，展覽的宣傳冊子里有觀眾須知，其中一條是“如有空襲消息請來賓退出”。這些都令鄭欣淼一行十分感慨。

在重慶，6月是酷熱難耐的日子。白發(fā)蒼蒼的當?shù)夭┪镳^管理人員胡長建，在一條泥濘的小道上步履蹣跚地帶路，身后跟著一隊來自大陸和臺灣的學者，他們朝著重慶郊區(qū)的一片竹林走去。胡長建說，當年故宮的大量珍寶，曾經(jīng)儲藏在那片竹林所在的位置。當年這里搭建了幾個大木棚，用來安放珍寶。超過百萬件的北京紫禁城珍寶，曾“屈尊”在這里。它們中有精美的書畫珍品、美玉、奇瓷，都是世間珍寶，價值連城。曾經(jīng)，胡長建只發(fā)現(xiàn)了3個藏寶洞穴，但他堅信還有一個，最后，沿著一條鐵軌爬上一座山，考察團終于發(fā)現(xiàn)了第4個儲藏洞。

在上海，考察團還在檔案館里找到了當年租界打的收租金的條，當年故宮人租用租界的房屋用于放置文物。

重走文物南遷路，不僅重溫了共同的歷史，也加深了兩岸故宮同仁之間的了解。鄭欣淼深有體會地說：“故宮文物南遷的意義正在被人們所認識，兩岸故宮人也更體會今天所典守的國寶的分量與價值，更感到歷史賦予的神圣使命，在兩岸交流、祖國統(tǒng)一中發(fā)揮應(yīng)有的作用”。

活動結(jié)束后，鄭欣淼也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他覺得，從整體來考慮南遷的歷史文化價值，應(yīng)該把當年存放文物的地方列為文物單位保護起來，因為故宮文物南遷路沿線的環(huán)境變化很快，有一些類似華嚴洞的遺跡正面臨消失的危險。目前，他們正在積極地與相關(guān)單位協(xié)商做這方面的工作。

“重走南遷路”，引起了海外媒體的強烈關(guān)注，也引發(fā)了關(guān)于文物的歸屬問題。關(guān)于兩個故宮的文物是否應(yīng)統(tǒng)一放在一處，兩個故宮的人在一起時都避免觸及文物所有權(quán)的問題。莊靈曾多次說過，他的父親莊嚴有一個遺愿。眾所周知，乾隆時期三希堂的三寶：《快雪時晴帖》、《中秋帖》和《伯遠帖》分別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和北京故宮博物院。莊靈說，他的父親就曾親自撰文講述《我與三希帖的一段緣》，并希望它們早日聚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