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 本報記者鐘剛攝
《國學研究院》,2001年。這是陳丹青在清華大學任教5年里唯一的大幅作品,畫中5人分別為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等五位學術大師,
“10年過去了,我看見了我所看見的。”陳丹青用一句有些虛無卻也不無深意的話,總結了他回國的十年。
2000年后,從紐約回到北京的陳丹青,先是進入清華大學,后因不滿招生制度而離開;之后連續(xù)出版多本隨筆集,成為有影響力的暢銷書作家。而他在公共場合的言論,也屢屢成為媒體的焦點,并引發(fā)藝術界的爭議。這個月,他的新作《外國音樂在外國》就要出版了,這本書和他的“本業(yè)”一點關系都沒有。
“談論藝術的氛圍,早就喪失了”,陳丹青對南方都市報記者說“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沒有魯迅時期的語境”。
從畫畫到寫作,從藝術家到“公共知識分子”
為什么你在倫勃朗的畫面前哭?
十年前,在2000年1月《藝術世界》“與陳丹青交談”專欄上,一位讀者問陳丹青,“為什么你在倫勃朗的畫面前哭?”
在同一篇專欄文章里,還有一些怪異而有趣的問題,比如“為什么剃光頭?為什么穿中式服裝?是否信佛?”“你認為你是一個平凡人么?”“藝術家需要教父嗎?”陳丹青均耐心地一一作答,以致他的朋友生氣地質問他:“這樣淺薄無知的問題,你也居然有耐心回答!”
這是陳丹青回國后在刊物上的第一次亮相。專欄開始沒多久,陳丹青就接受了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邀請,作為“百名人才引進計劃”中的一員,成為該校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是“當代架上繪畫與圖像文化比較研究”,并兼任本科生教學以及每年給各系學生的公共選修課。
接受這一教職后,發(fā)生的一連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他在公眾視野中的畫家形象。
2001年的11月11日,陳丹青在專欄文章中,激烈地對人文藝術學科的英語招生制度進行了批評:“中國自‘五四’前后創(chuàng)辦藝術學院迄今,八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的藝術學院從未像今天這樣臃腫龐大,像今天這樣充斥辦學的教條”,“藝術學院外語考試的苛政實施有年,貽害眾生,實已積重難返”。
在《與陳丹青聊天》一書的序言中,陳丹青解釋說,“忽然對準外語考試破口大罵,實在是從氣悶的學院伸出腦袋,做做深呼吸。”
在政治與外語分數絕對優(yōu)先專業(yè)成績的制度下,長達4年陳丹青都無法招到一名碩士生。2004年10月,陳丹青提出辭職。在辭職信中,他寫道:“我深知,這一決定出于我對體制的不適應,及不愿適應。當我對體制背后的國情有更深的認知后,最妥善的辦法,乃以主動退出為宜。”
隨后,陳丹青接受大量媒體采訪,在后來出版的《退步集》一書中,他將辭職信“高調”收進該書中。此后,陳丹青在上海的某個講壇上也坦陳:“其實在批評教育時,我也有虛偽的一面,我只對政治英語開炮,如果在其他方面再作批評的話,就要得罪我的很多朋友和老師。”
陳丹青的批評和出走,贏得了不少喝彩,但他所批評的制度,并沒有發(fā)生任何實質的變化,英語和政治成績依然是入學的重要考核標準。“這個問題之所以是問題,主要在于領導水平,很多大學的領導不懂美術教學的規(guī)律”。2009年12月,談及陳丹青的出走,曾任職廣州美術學院副院長的楊之光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采訪時說。
從畫畫到寫作的轉變
離開學院后的陳丹青,2004年在上海藝博畫廊舉辦了近年來的最后一個展覽:“感覺記憶”藝術展。陳丹青的展覽記錄到此戛然而止。畫家陳丹青成為談論魯迅的“專家”和暢銷書作家,繼《退步集》出版后,《退步集續(xù)編》、《荒廢集》等書也相繼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寫作使我從只顧畫畫的癡態(tài)中睡醒來,醒在自己不同的書中,暗暗驚訝域外和家國怎樣深刻地改變并重塑一個人。”在2007年《紐約瑣記》的修訂序言中,陳丹青解釋自己由“畫”到“寫”的轉變時說,“二十多年前,我蓬頭垢面去紐約,自信為了藝術;是《紐約瑣記》通知我,假如內心的經驗欲以言說,可以試著寫寫”。
“在繪畫里,我只做到了結束‘文革’,但用寫實的筆觸去描述當下,我做不到,因為我意識到自我的斷層。”在一次對談中,陳丹青坦承。
從陳丹青2000年回國到今天,這十年間,藝術創(chuàng)作的環(huán)境也已發(fā)生變化,在國際拍賣市場上屢屢創(chuàng)下天價拍賣紀錄的當代藝術家張曉剛、王廣義、岳敏君、方力均被稱為“F4”,他們已成為有市場標桿作用的藝術明星。“我為什么要辦個展?畫畫是為了辦展覽嗎?我確實無意談論藝術。我在這里看見的藝術,背后都是別的事情,出于別的原因。誠實的,有興味地談論藝術的氛圍,早就喪失了。”陳丹青對記者說。
要藝術家拯救社會,是大不幸
2009年年底,中國當代藝術院舉行掛牌儀式時,受邀發(fā)言的陳丹青稱當代藝術院的成立是當代藝術的“被招安”。這一“直言”在藝術界立刻引發(fā)了爭議。陳丹青表示,“平心而論,過去二十年,中國式的當代藝術有效拓展了表達的方式與空間。中國當代藝術與體制的關系,只能是目前我們看見的那樣,混在一起玩玩,彼此利用,彼此涂抹,分享一些好處。我們需要時間,別指望它會像歐美國家那般自由而獨立。”
在“招安”一說出來后,陳丹青也遭到中國美術學院教師邱志杰的質問:你這幾年為藝術做什么了嗎?
藝術家劉小東是陳丹青多年的朋友,他認為:“丹青是一個敢作敢當的人,不僅說到,而且也是那樣做的,他對自己的言論、行為負責人,誠實而有才華,他的文字如同他的繪畫一樣充滿了魅力。復雜的社會給丹青的沖擊大于藝術,他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是一種不同于繪畫的表達方式。”
陳丹青在《紐約瑣記》中解釋了自己對藝術的理解:“我現在不愿僅談藝術,因這話題似乎愈加狹窄貧薄了———在所謂風格、手法、主義、觀念的背后,我認為還有別的話題在。我們?yōu)槭裁匆獊懋嫯嫞克^‘藝術家’是怎樣的‘人’?這種‘人’在今天的文化環(huán)境中究竟是哪種角色?”
不過,陳丹青并不認為自己就從此成為了“公共知識分子”,可以擁有拯救社會的能力。“如果公眾居然期待藝術家來改變現狀,那是社會的大不幸”,陳丹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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