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 本報記者鐘剛攝

《國學研究院》，2001年。這是陳丹青在清華大學任教5年里唯一的大幅作品，畫中5人分別為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等五位學術大師，

“10年過去了，我看見了我所看見的。”陳丹青用一句有些虛無卻也不無深意的話，總結了他回國的十年。

2000年后，從紐約回到北京的陳丹青，先是進入清華大學，后因不滿招生制度而離開；之后連續(xù)出版多本隨筆集，成為有影響力的暢銷書作家。而他在公共場合的言論，也屢屢成為媒體的焦點，并引發(fā)藝術界的爭議。這個月，他的新作《外國音樂在外國》就要出版了，這本書和他的“本業(yè)”一點關系都沒有。

“談論藝術的氛圍，早就喪失了”，陳丹青對南方都市報記者說“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沒有魯迅時期的語境”。

從畫畫到寫作，從藝術家到“公共知識分子”

為什么你在倫勃朗的畫面前哭？

十年前，在2000年1月《藝術世界》“與陳丹青交談”專欄上，一位讀者問陳丹青，“為什么你在倫勃朗的畫面前哭？”

在同一篇專欄文章里，還有一些怪異而有趣的問題，比如“為什么剃光頭？為什么穿中式服裝？是否信佛？”“你認為你是一個平凡人么？”“藝術家需要教父嗎？”陳丹青均耐心地一一作答，以致他的朋友生氣地質問他：“這樣淺薄無知的問題，你也居然有耐心回答！”

這是陳丹青回國后在刊物上的第一次亮相。專欄開始沒多久，陳丹青就接受了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邀請，作為“百名人才引進計劃”中的一員，成為該校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是“當代架上繪畫與圖像文化比較研究”，并兼任本科生教學以及每年給各系學生的公共選修課。

接受這一教職后，發(fā)生的一連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他在公眾視野中的畫家形象。

2001年的11月11日，陳丹青在專欄文章中，激烈地對人文藝術學科的英語招生制度進行了批評：“中國自‘五四’前后創(chuàng)辦藝術學院迄今，八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的藝術學院從未像今天這樣臃腫龐大，像今天這樣充斥辦學的教條”，“藝術學院外語考試的苛政實施有年，貽害眾生，實已積重難返”。

在《與陳丹青聊天》一書的序言中，陳丹青解釋說，“忽然對準外語考試破口大罵，實在是從氣悶的學院伸出腦袋，做做深呼吸。”

在政治與外語分數絕對優(yōu)先專業(yè)成績的制度下，長達4年陳丹青都無法招到一名碩士生。2004年10月，陳丹青提出辭職。在辭職信中，他寫道：“我深知，這一決定出于我對體制的不適應，及不愿適應。當我對體制背后的國情有更深的認知后，最妥善的辦法，乃以主動退出為宜。”

隨后，陳丹青接受大量媒體采訪，在后來出版的《退步集》一書中，他將辭職信“高調”收進該書中。此后，陳丹青在上海的某個講壇上也坦陳：“其實在批評教育時，我也有虛偽的一面，我只對政治英語開炮，如果在其他方面再作批評的話，就要得罪我的很多朋友和老師。”

陳丹青的批評和出走，贏得了不少喝彩，但他所批評的制度，并沒有發(fā)生任何實質的變化，英語和政治成績依然是入學的重要考核標準。“這個問題之所以是問題，主要在于領導水平，很多大學的領導不懂美術教學的規(guī)律”。2009年12月，談及陳丹青的出走，曾任職廣州美術學院副院長的楊之光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采訪時說。

從畫畫到寫作的轉變

離開學院后的陳丹青，2004年在上海藝博畫廊舉辦了近年來的最后一個展覽：“感覺記憶”藝術展。陳丹青的展覽記錄到此戛然而止。畫家陳丹青成為談論魯迅的“專家”和暢銷書作家，繼《退步集》出版后，《退步集續(xù)編》、《荒廢集》等書也相繼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寫作使我從只顧畫畫的癡態(tài)中睡醒來，醒在自己不同的書中，暗暗驚訝域外和家國怎樣深刻地改變并重塑一個人。”在2007年《紐約瑣記》的修訂序言中，陳丹青解釋自己由“畫”到“寫”的轉變時說，“二十多年前，我蓬頭垢面去紐約，自信為了藝術；是《紐約瑣記》通知我，假如內心的經驗欲以言說，可以試著寫寫”。

“在繪畫里，我只做到了結束‘文革’，但用寫實的筆觸去描述當下，我做不到，因為我意識到自我的斷層。”在一次對談中，陳丹青坦承。

從陳丹青2000年回國到今天，這十年間，藝術創(chuàng)作的環(huán)境也已發(fā)生變化，在國際拍賣市場上屢屢創(chuàng)下天價拍賣紀錄的當代藝術家張曉剛、王廣義、岳敏君、方力均被稱為“F4”，他們已成為有市場標桿作用的藝術明星。“我為什么要辦個展？畫畫是為了辦展覽嗎？我確實無意談論藝術。我在這里看見的藝術，背后都是別的事情，出于別的原因。誠實的，有興味地談論藝術的氛圍，早就喪失了。”陳丹青對記者說。

要藝術家拯救社會，是大不幸

2009年年底，中國當代藝術院舉行掛牌儀式時，受邀發(fā)言的陳丹青稱當代藝術院的成立是當代藝術的“被招安”。這一“直言”在藝術界立刻引發(fā)了爭議。陳丹青表示，“平心而論，過去二十年，中國式的當代藝術有效拓展了表達的方式與空間。中國當代藝術與體制的關系，只能是目前我們看見的那樣，混在一起玩玩，彼此利用，彼此涂抹，分享一些好處。我們需要時間，別指望它會像歐美國家那般自由而獨立。”

在“招安”一說出來后，陳丹青也遭到中國美術學院教師邱志杰的質問：你這幾年為藝術做什么了嗎？

藝術家劉小東是陳丹青多年的朋友，他認為：“丹青是一個敢作敢當的人，不僅說到，而且也是那樣做的，他對自己的言論、行為負責人，誠實而有才華，他的文字如同他的繪畫一樣充滿了魅力。復雜的社會給丹青的沖擊大于藝術，他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是一種不同于繪畫的表達方式。”

陳丹青在《紐約瑣記》中解釋了自己對藝術的理解：“我現在不愿僅談藝術，因這話題似乎愈加狹窄貧薄了———在所謂風格、手法、主義、觀念的背后，我認為還有別的話題在。我們?yōu)槭裁匆獊懋嫯嫞克^‘藝術家’是怎樣的‘人’？這種‘人’在今天的文化環(huán)境中究竟是哪種角色？”

不過，陳丹青并不認為自己就從此成為了“公共知識分子”，可以擁有拯救社會的能力。“如果公眾居然期待藝術家來改變現狀，那是社會的大不幸”，陳丹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