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段沖突，韓嘯威脅的不是段君，而是批評家。批評家群體類似鬧市的城管，社會權力結構中的底層群體，誰都敢打擊。段君為什么會成為耙子?一是年輕又沒有背景，二是比較溫和儒雅，感覺好欺負。雅昌網(wǎng)約我寫篇評論，讓我從批評家和藝術家的關系入手。事發(fā)時我就覺得奇怪：兩位在平時很理智的年輕人，為什么會發(fā)生不理智的沖突?

韓段沖突，是批評家和藝術家的關系出了問題嗎?是，也不完全是。在當代藝術圈，只要參與者聲稱自己是藝術家，被藝術場所接受，被藝術媒體關注，被藝術批評家評議，他就是藝術家。韓嘯的情況有些特殊，他不是常規(guī)的藝術家。他有他的專業(yè)，不怕同批評界鬧翻。鬧翻了，大不了重新回到自己的領域。換了職業(yè)藝術家，大抵會隱忍。即便在歐美，藝術家也都在意批評家，因為后者是藝術圈的裁判。韓嘯同批評家的關系，更多地體現(xiàn)為雇傭和被雇傭的關系。韓嘯出錢，批評家出場，在一個特定的時空做一件雙方都有興趣的事。事情一完，彼此兩清。在批評變成職業(yè)行為的當代，這是一種常見的合作關系。只要不推倒市場經(jīng)濟，它就會無處不在。有人認為批評家的這種參與方式是坐臺批評，無比反感。“坐臺批評”是王南溟創(chuàng)造的詞語。有一次深圳OCT現(xiàn)代藝術中心舉辦谷文達藝術研討會，會議冠名國際，表示坐臺走向了國際，或者說國際慣例走進了中國。當時，王南溟同我并肩坐臺發(fā)言。他坐臺的神態(tài)坦然，發(fā)言坦率。會后大家乘車去趕另一個水墨會，王南溟也應邀一道前往，正好坐在我的旁邊。我調侃說：你怎么還去坐臺?他愣了一下，下車走了。人走了，心卻在臺上。寬泛地看，一切表達觀點的有償露面都是坐臺。開會拿出場費是坐臺，被刊物和網(wǎng)站約寫付費文章也是坐臺。關鍵不在于坐不坐臺，在于你坐在臺上講了什么。

韓嘯同段君沖突之前，在室外的涼亭下曾同我長談，談到對行為藝術的看法。此前，我曾寫過一篇文章《韓嘯走紅的背后》。我對他進入藝術界，評價還算正面，他卻說他在媒體上反駁過我的觀點。這讓我感到意外，覺得他是被媒體寵過份的人物，不需要批評，需要的是全方位的恭維。韓嘯同我談話時，臉色不好，情緒壓抑。使他抑郁的是會議對他的無視。盡管韓嘯整容在會議發(fā)言中被與會者議論了很長時間，可是他的整容行為卻被會議文件繞開了。神農架會議的議題是評選三十年來中國行為藝術的代表作。會上散發(fā)了兩個重要文件，一是初選了一百個有影響的行為藝術作為候選對象，其中沒有韓嘯。二是《中國行為藝術大事記》(1985-2014)初稿，羅列了不下六百個行為藝術，其中也沒有韓嘯。這顯然不妥。我曾就此問過這兩個文件打印者，她們沒有回答我。韓嘯找我聊行為藝術時，我建議他今后在整容行為中注入藝術的因素，他表示可以考慮。我的建議未免迂腐，因為杜尚擺放小便池和波依斯栽樹，比整容同藝術更沒有直接關聯(lián)，有關聯(lián)的是兩人的身份。說韓嘯的整容行為不算行為藝術，屬于學院派見解。我想，如果文件的編選是有意冷落韓嘯，可能韓嘯在其他方面，諸如處世方式和對人的態(tài)度出了問題，比如他恫嚇要卸掉段君的腿。

韓段沖突的當晚，我向段君了解情況，包括韓嘯沒有進入大事記的原因。面對成了藝術批評家替身的段君，我擺不脫物傷其類的悲涼。會后，我寫了一篇博客《神農架“行為藝術”論壇記》，開頭用了兩小段議論此事，立場是和稀泥，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人與人的關系，只要不涉及人的基本品格，我認為明智的態(tài)度是不要結仇，至少不再糾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