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高居翰與朋友、學生一起在家中慶祝87歲生日（圖片由黃曉、劉珊珊提供）。
喬迅 Jonathan Hay
柯律格于1975年攝于北京天壇公園
在中國美術史研究領域中，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在西方幾位杰出的中國美術史學家中，有三位蘇格蘭裔，分別是高居翰、柯律格和喬迅，他們雖然有不同的師承和學術背景，但你會發(fā)現他們三人身上都有著強大的蘇格蘭傳統(tǒng)。蘇格蘭的一個傳統(tǒng)是重視哲學，具有批判性，總想顛覆些什么；第二是重視歷史；第三是重視社會經濟和社會關系，這在他們三人的研究中有很明確的體現。
高居翰是這三人中年紀最長的，也是我最早認識的，1988年高居翰因為我的一篇論文專程到中國來找過我，此后在陸陸續(xù)續(xù)的學術活動中也有許多交流。在我接觸過的做中國美術史的外國學者當中，高居翰應該說是最博學的，他的知識總量十分龐大，他是那種你可以跟他聊很多東西的人。有的學者特別害怕你跟他樸素地聊天，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做的東西太有限了，他把他知道的東西全都寫到書和文章里，邊角余料都不剩。但高居翰不是，他雖然寫了不少書和文章，但那幾乎只是他知識中的一小部分。在美術史譜系中，高居翰是首先將社會、經濟等因素引入了美術史研究當中的，但相比柯律格，高居翰還保留了一部分審美觀察，作為后輩的柯律格則完全摒棄掉了，所以柯律格的方法更新，影響力也更大。
三位當中我交往最多的是柯律格。柯律格的工作重心是中國美術史領域，可他顛覆性地擺脫了中國美術史研究中對藝術品審美解讀的依賴，不論作品好壞，都被當作社會關系中純粹的物質來進行研究。柯律格甚至連作品的真?zhèn)我膊辉谝猓魂P心這件作品如何進入商品的循環(huán)，如何發(fā)生買賣關系，以及由此衍生的社會現象。他的影響力已經突破了藝術史領域，在思想和哲學界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之所以有如此獨特的研究方法，和他在維多利亞博物館的研究經歷有關，因為維多利亞博物館主要收藏了大量中國青銅器、陶瓷、家具等實用器，重視藏品在物質文明中的位置，柯律格在其中浸淫十多年，耳濡目染之下，把繪畫也當作一種純物質文明來研究，最終超越了傳統(tǒng)美術史范疇。令人奇怪的是，柯律格雖然在學術上有十足的批判性和問題意識，可他本人卻是一個單純的書呆子，安靜的外表與活躍的思想同時存在，表與里形成了一種反差。
喬迅在三人中年齡最小，1993年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叫喬納森，后來因為仰慕魯迅，起了中文名喬迅。喬迅是個銳意創(chuàng)新的人，他對高居翰這樣泰斗級的人物有反抗精神，所以雖然他也研究中國美術史，也加入社會經濟研究，但他更重視理論性和現代性。像他所寫的《石濤：清初中國的繪畫與現代性》就著力探討早期現代性與石濤的主體性問題，他的研究已經不再局限于漢學概念，而是對當下的藝術也能有所裨益。
從他們三人的研究方法的演變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當今的藝術史研究中，相關學科間的滲透正在為藝術史研究帶來更多的可能，而理論性、現代性的研究方法也在逐漸成為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這或許就是蘇格蘭傳統(tǒng)對藝術史的啟示。
尹吉男簡介：
他是一個寫作的學者，是一個喜歡思想，喜歡發(fā)現，喜歡解釋新事物的人，他是“敏感而又冷靜的藝評家”。從考古學轉入文物鑒定專業(yè)，同時在當代藝術批評領域投入興趣，這樣的跨越使他的學術研究能不斷地有所發(fā)現、顛覆、命名與定義，及時察覺中國藝術的新動向，并通過各種新鮮視角打通當代與古代的關聯。1988年，他以《復數性繪畫的全新境界》進入當代藝術評論領域。90年代初，借助“后新潮”、“新生代”、“近距離”等概念界定了一批生于60年代的藝術家，并通過策劃《新生代藝術展》推出新人，開啟了中國當代藝術史的“新生代專題”。他以“獨自叩門”的研究態(tài)度對各種藝術現象既關注，又保持著一定距離，不斷講求發(fā)現、不帶成見地看世界，重新定義新事物。（來源：《藝術客》2014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