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22日，張仃先生離去。2010年6月25日，吳冠中先生離去。

兩位先生都是中國當代美術史上的大家，張先生的藝術與人生似乎更趨于博大雄渾，吳先生的藝術與人生似乎更趨于純粹典雅。前者給世人的感覺是其對民間與生活的青睞，后者給世人的感覺其對心靈與自然的眷顧。人是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一點都不假：“北人”張仃如大山般巍然亦不乏婉約的景致，“南人”吳冠中如江南般清麗亦不乏倔強的風骨。我想，這無論如何也繞不過環(huán)境對他們的影響。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我們祖先的哲語實在是絕妙！“它山”一生絕大多數(shù)時間被千丘萬壑捆綁著自己的筆與心，“吳荼”一生絕大多數(shù)時間被溪泉風月纏綿著自己的筆與心。慶幸的是，他們最終都成就了自己的“山頭”與“波峰”。兩人在經(jīng)意與不經(jīng)意間睥睨著當代中國的畫壇，或手持煙斗、或口啜清茶。

他們都可以冠之為“雜家”。綜合而論，張先生與吳先生如果在藝術之“雜”上做個比較，在書者看來前者會勝算在握。漫畫、壁畫、國畫、書法、設計……被“它山”運用的得心應手；“吳荼”雖然在“表象”上略遜“它山”，但國畫、油畫、文學、理論……一樣被先生游刃有余、信手“涂抹”。藝術高低當以你我對藝術的深度、廣度與平衡度統(tǒng)而做論，若以此衡量二者實在是處在了同一層面——說他們伯仲之間也是欠妥。

“它山”沒有進過什么所謂正規(guī)的院校，師友眾多：張光宇、葉淺予、李可染，最重要他有天生著自己培養(yǎng)自己的能耐。“吳荼”則受過院校正宗熏陶，得教于潘天壽、陳之佛、吳大羽、林風眠且留學法國，在那個年代他算是有“身份”的人。條條大路通羅馬，異曲可以同妙——最終，他們通過各自的努力都成為了見過世面的藝術大家。

社會會捉弄你我，也會捉弄兩位先生。特殊的年代里，“小赤佬”張仃難逃，“搞花樣”的吳冠中一樣被下逐。時光折磨了兩位先生也成就了兩位先生，他們是不幸中的大幸者。同時代不少才華像二者一樣甚至過之的先生們紛紛在本該發(fā)光的時段“銷聲匿跡”了，他們卻挺了過來。前者的“焦墨山水”，后者的“糞筐畫派”都是因磨難而得已誕生并輝煌。

他們在骨子里都很硬，根據(jù)二人公開宣稱的精神領袖都是魯迅先生。前者軟中帶硬，后者硬中有軟。兩位先生在“軟硬”火候的把握上都極其到位，之如他們的藝術——個中神采與外在風華在畫面中平衡的如此之和拍、結合的如此之和諧。平衡、和諧者當久遠，兩位先生的生命歷程已經(jīng)證明；他們的藝術生命還在繼續(xù)詮釋著久遠者必平衡、和諧。

“創(chuàng)新是藝術的生命”在很多時候作為精神追求的理想來看更為恰當，其背后的實質與旨歸緣于事物是發(fā)展的。不明就里的人在叫囂著“創(chuàng)新”，殊不知“創(chuàng)新”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另有一點我不得不再提：當代我們所考慮過的絕大多數(shù)問題都被前人思索過。推而廣之，藝術上的“創(chuàng)新”更是如此。技法猶如聰明，意韻猶如智慧。聰明易得，智慧難能。于“創(chuàng)新”一事，張仃與吳冠中兩位先生似有不同，實則無異。他們或在繼承傳統(tǒng)中尋求著創(chuàng)新，或在“鼓吹”創(chuàng)新中一樣繼承著傳統(tǒng)，他們無不是杰出的藝術實踐者。可惜的是兩位的強調(diào)之說被時人所誤解——這怪兩位先生，更怪“盡信書”又極度主觀的你我！

入世與出世既是人們的生活與價值取向也是天底下高級動物活脫脫的必然分類，有的人現(xiàn)實些、與社會聯(lián)系密切些：有的人理想些、與社會聯(lián)系疏松些。藝術家也可以大致分“入世”與“出世”兩大范疇。二者的前人徐悲鴻與林風眠二位大先生分別是“入世”與“出世”的標范，現(xiàn)在又把接力棒傳給了“張吳”。“入世”的藝術家對民眾的關注遠遠超出了自身，“出世”的藝術家則與之倒置。無論如何，“入世”與“出世”都能夠鑄就“華山論劍”的顛峰人物與罕有匹敵的撼心藝術。人類創(chuàng)造的一切絕倫之物與蒼白的情感無緣，只有自己的靈魂真正融入作品才會衍生出隨之而來的作品的靈魂。張仃與吳冠中，他們做到了！至少他們已經(jīng)在“實現(xiàn)”的近出徘徊。

“《雕龍》曰：文之大德，天地并生者。六經(jīng)彪炳，緯侯稠疊。奇文郁起，其《離騷》哉！氣往爍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并能矣。九天曰：蘇之懿才，人文雙薈者。四體卓犖，虬鷲駟乘。雄文勃發(fā)，其《赤壁》哉！旨凌撼儒，言及融佛。颯然深華，鮮尋同儔矣。”（見劉曉林《萬古神州賦》）屈原《離騷》，蘇軾《赤壁》。沉郁逍遙，各有奇妙。今張仃與吳冠中兩位先生與之略有似處，或可作比。

張仃與吳冠中，兩位先生已駕鶴，然作品在。當你我在品賞他們的作品時，又有誰會忘記這作品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