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瑞典的一位考古探險家到中國考察研究時，曾與劉半農商量，擬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由劉半農托臺靜農寫信探詢魯迅意見。這年9月25日，魯迅便鄭重地給臺靜農回了一封信。這封信涉及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文字如下：

靜農兄：

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致半農先生，我感謝他的好意，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里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這“中國”兩個字罷，那么，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獎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yōu)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我眼前所見的依然是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后能否創(chuàng)作，尚在不可知之數。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成了翰林文學，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魯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8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這是我至今讀到對殊榮問題最理性的一段文字，不愧是出自魯迅之口。這個二十世紀中國最清醒的大腦，思想覺悟的確勝出了他的時代。難怪他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許壽裳很早就能夠對他作出這樣的評價：“他的知人論世，總是比別人深刻一層。”（《魯迅年譜》增訂本第二卷14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因為魯迅不僅能夠自覺地反思于自身，對整個民族也能夠站在更高的人類視野來審視。今天，我們離魯迅反思這段話的時間已經過去將近一個世紀了，如果按照進化論的觀點，社會應該是早已經進步。然而，在這種進步的洪流中我們的自省能力呢？是否也真的伴隨著物質社會的進步有了大大提高？就我所目擊，似乎看不出來，不但我沒有看出來提高，而且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還在衰退。就拿中國當代藝術來舉例，這些年驟然間火爆起來，吸引世界的關注，如果沒有魯迅說的“中國”這個特殊的社會背景為依托，大概是不太可能的，而對此又有誰像魯迅當年那樣做過深刻的反思呢？

也許，我們會有一千個理由來為自己辯護：作為一個發(fā)展中國家，我們的社會問題的確還有很多，尤其是作為一個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古國，其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原本就與現在的世界主流相抵觸。因此，表現這樣特殊文明下的生態(tài)，不僅符合了自我的文化身份，也似乎吻合了西方所謂后現代的潮流。于是，以此作為中國當代藝術的一個價值理由，也就成了創(chuàng)作的“不二法門”。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如果深究，卻不難發(fā)現這只不過是一種固步自封意識的后現代翻版。難怪后現代主義大師杰姆遜對這類所謂“第三世界”的文學藝術，要扣上一頂“民族諷喻”的帽子。因為這種價值理由的地域化局限，往往呈現的只是一種異國情調，而不是整個人類的精神訴求與創(chuàng)造希望。

更加危險的問題恐怕還不在于此，而在于靠以上這個理由而獲得成功以后的自我陶醉。這就像前兩年中國當代藝術的市場繁榮，就連許多西方的專業(yè)人士都已經看出了其中的問題，而我們卻幾乎意識不到，還以為自己真就成了世界中心，身處“這里風景獨好”的花果山之中。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自省能力的潰退。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這些年中國當代藝術的市場繁榮，首先是由西方資本的帶動，也就是說其價值趣味受到了外來力量的支配。且不說是外來力量讓中國當代藝術家身負了這個“中國”標簽，只說自覺的承擔與主動的發(fā)現，也容易形成一個走不出的文化瓶頸。關于這一點，魯迅早已經替我們看清楚了，為什么故伎還會重演？恐怕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魯迅早已經暗示過的“翰林”之類的利益驅動在背后搗鬼吧。因此，我覺得魯迅當年的理由，仍然有著強烈的針對性，尤其是中國當代藝術逐漸被國家意識形態(tài)所接受，大踏步邁向“合法化”的過程，它可以幫助我們更為冷靜的反思。我也寄希望于通過這樣的反思，中國當代藝術在未來的崛起能夠超越魯迅以上例舉的這些理由。因為只有這樣的超越才能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化姿態(tài)，擺脫思維的屏障與利益的圈套，給世界當代藝術注入普世的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