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省與重構——2009當代青年雕塑家學術邀請展

開幕時間：2009.09.05 15：00

展覽時間：2009.09.05-09.25

展覽地點：北京市海淀區(qū)馬連洼東一路億城 西山華府項目現場“西山美術館”

寫在展覽之前

自從人們習慣了“藝術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口號，藝術對于中國的百姓生活似乎總是因為過于“陽春白雪”而顯得曲高和寡、拒人千里。事實上，藝術原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她就像書籍，原本可以入情入理、溫婉可親。但是，或許是由于國外商業(yè)力量的粗暴干預，中國當代藝術似乎始終在“墻里開花墻外香”的古怪生態(tài)中維持著自身的另類形象，宛如一個漂游在夜空中的“鬼魅”，不食人間煙火。于是，當代藝術之于中國的百姓生活便不僅是陽春白雪，而更是“牛鬼蛇神”了。

然而，即便是按照“藝術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邏輯，中國的當代藝術也需要生活的給養(yǎng)，中國的百姓生活也同樣需要藝術的潤澤。讓當代藝術品走入尋常百姓的家庭和生活，在中國大地上找到自身的真正歸宿，中國當代藝術才有可能最終修成正果。同時，作為現代社會的基本常識，對于知識階層和財富新貴來說，藝術鑒賞力既是一種基本的精神修養(yǎng)又是一種起碼的文化品味，在歐洲，新貴族的財富實力基本上是通過其家族的藝術品鑒水平和收藏規(guī)模來彰顯的。在這個意義上，擁有一定數量的藝術品不僅是一種個人性的財富蓄積，更是一種家族性的文化熏習。

本次展覽中，新一代的藝術家們似乎在作品中擺明了向生活靠近的親切立場，表達了明確的“去魅”訴求，既不妄自尊大而撐起一幅高深莫測的虛無架勢，也不妄自菲薄而為西方人之馬首是瞻，他們并不故弄玄虛，而是清清楚楚地顯示了虛假輝煌之后的冷靜和成熟。同時，這種“去魅”之后的新型美學訴求，也使這些作品在整體面貌上轉向了流暢的造型和明麗的色彩。我們可以看到，通過這種既不苛求宏大亦不故作苦澀的表現方式，一股清雅的藝術新風撲面而來。而更重要的變化則是藝術家開始脫離表象的集體策略，開始一種真正內省式的建筑在個人體驗基礎上的價值重構，這既是中國當代藝術轉型期的一種全新訴求，同時也是中國當代藝術走下神壇、走進尋常生活的真正開端。

北京西山美術館的創(chuàng)辦正是緣于國內地產翹楚北京億城集團的大力支持，億城集團致力于追求為客戶創(chuàng)造精神維度價值提升的開發(fā)理念，通過這樣一個社區(qū)美術館給曾經高高在上的當代藝術營造一個走進百姓人家的平臺和管道，真正在社會生活領域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價值觀的形成與審美趣味的建構產生現實推動。

梁克剛

2009年8月28日

個體化與個人氣質的探尋——中國年輕一代藝術家的使命與訴求

集體記憶、族群特征和集體性的宏大敘事，雄踞中國當代藝術主流已有近20年的歷史（20世紀90年代以來）。作為宏觀背景的當代中國的社會政治史和文化歷程，也已“資助”中國當代藝術家們在近些年的國際藝術市場上打下了一片江山。然而，對于中國當代藝術的整體發(fā)展而言，市場的普遍青睞和熱情追捧似乎并不足以支撐這些作品的歷史性意義與價值。

事實上，中國當代藝術在贏得持續(xù)數年的國際性商業(yè)勝利的同時，似乎并未在國際藝術界獲得應有的“人格尊重”。對于西方購買者來說，中國當代藝術作品始終無法擺脫西方“他者”眼光關照下的“異文化特征”，充其量不過是某種“近乎野生狀態(tài)”的異域風情。于是，商業(yè)意義上風風火火的中國當代藝術家們不得不面臨某種深刻的尷尬和困境：一方面藝術家要依托于“中國”身份而行動，另一方面藝術作品必須要表征“東方文化特色”而存在。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當代藝術的商業(yè)性火爆始終未能使其擺脫被“整體他者化”的命運。

冷靜地看，這種現象對于中國當代藝術的長遠發(fā)展并無裨益，而造成這種問題的原因之一即是，中國當代藝術家的努力似乎始終未能逃離“集體化”意識形態(tài)的歷史陰影，而中國當代藝術家也始終未能摘掉“我們”的帽子，以“我”的獨立姿態(tài)爭得國際藝術界對其“個體成就”的廣泛認可。因此，對于中國當代藝術的整體發(fā)展來說，向個體化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轉向，以個體的姿態(tài)向國際當代藝術界發(fā)言，已經成為藝術家們必須面對的一個課題，同時這也是中國年輕一代藝術家的歷史使命與心理訴求。

令人欣喜的是，在參加本次學術邀請展的年輕藝術家們的作品中，我們似乎能夠或多或少地感覺到這種轉向，并觀察到某些獨特的個體意識。這里的“個體意識”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作品在主題的選擇上，舍棄了對“宏大敘事”的執(zhí)著和對重大社會歷史問題的習慣性引入，而主要從藝術家的個人興趣和經歷出發(fā)，選取某些社會生活及個人精神生活的片段予以藝術化的表現；其二，作品在表現方式上顯露出個體化的語言特征，以相對自由的手法靈活地處理作品的造型方式。這是年輕一代藝術家在創(chuàng)作主題和表現方式上的全新嘗試。雖然這種努力仍然只是某種“有限的自由”，但這其中卻蘊含著極大的突破可能。而這兩個層面的“個體化”努力則有助于促使藝術家獨立姿態(tài)的最終出現。

另一個重要的現象是，與前輩藝術家不同，年輕一代藝術家對“視覺符號”的熱衷似乎并不強烈。雖然尋找和強化明確的視覺符號是中國當代藝術的慣用策略，但是這些年輕藝術家似乎并不愿意沿襲這種方式，而傾向于根據具體的創(chuàng)作主題來選取不同的表現方式。而且，即便在每位藝術家自身已有的作品序列中，我們似乎也很難發(fā)現他們對某種視覺符號的刻意強調。換言之，年輕一代藝術家已經開始用“對某種外在現象或某種內在心態(tài)的持續(xù)性關注”，替換了“對某種視覺符號的執(zhí)意追求”，他們更愿意嘗試用不同的媒材和方式來表現個體化的思考，在不同的藝術門類間自由跨界，任意地選用適合的方式來表現特定的主題。于是，表現方式的靈活和自由使特定的“視覺符號”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必要，而在“自身生存經驗和自我內心感受”方面的持續(xù)性關注，也使不同類型的作品出現了某種彼此相通的“個人氣質”。

從對“視覺符號”的強調到“個人氣質”的突現，是中國當代藝術未來發(fā)展的一個關鍵。這是因為，與個人氣質相比，“視覺符號”的價值更多地依托于具體的社會歷史或文化語境，而“個人氣質”的意義則可能脫離集體記憶或族群特征，使藝術家能夠以“個體化”的方式來思考和回應更具普遍意義的問題。此外，這一轉變也能夠使藝術家從“集體形象”回歸“個體形象”，在弱化集體特征或族群背景（如民族特征、宗教背景、文化背景等）的同時，有效地強化藝術家個體的學術立場和人文價值。在這個意義上，藝術家不再需要通過對“集體的重要性”或“族群的故事”（如中國文化、歷史傳統(tǒng)等）的敘述來表明自身的藝術來源和價值，而能夠在單純的“人”的意義上突現其敏銳的洞察力和獨特的表現力。這樣一來，作品意義的生成便不再主要依托于某種特定的歷史、族群或文化傳統(tǒng)，而能夠直接回歸“作為個體的”藝術家本身。

由此可見，年輕一代藝術家對“個體化”意識的強調和對個“人氣質”的探尋，能夠促使他們從集體標簽（如中國藝術家等）中獲得解放，以“個體化”的方式來思考和表現“人”所面臨的各種處境和問題，呈現“藝術家”（而非“中國”藝術家、“日本”藝術家、“印度”藝術家等差異化特征）之為藝術家的獨立思考，使作品的意義和闡釋跳脫特定歷史時空的限制而趨向更加廣闊的“人格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講，“個體化”意識的強調和“個人氣質”的探尋對于中國當代藝術自身獨立價值的真正實現，對于其在國際藝術界贏得真正的“人格尊重”，是至關重要的！

武湛

2009-8-18 望京花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