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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鐘沂和伙伴們一同創(chuàng)立的滾石唱片成了一個華語流行音樂的傳奇。圖/王建新
采訪全文發(fā)表于《名匯FAMOUS》雜志，5月上半月刊明日上市。
段鐘沂簡介
滾石集團董事長，1948年生人。1976年和弟弟段鐘潭共同創(chuàng)辦《滾石》雜志，1980年創(chuàng)辦滾石唱片。上世紀80-90年代，滾石成為臺灣最大的本土唱片公司，在華語樂壇獨自抗衡五大國際唱片公司。
今年1月18日，滾石唱片30周年同學會在臺北346倉庫餐廳里舉辦，150多名曾在滾石戰(zhàn)斗過的藝人和工作人員聚在一起縱酒高歌，集體懷念交付給滾石的青春歲月。這一幕的情景，是1980年段氏兩兄弟創(chuàng)辦這家公司的時候萬萬想象不到的，當時他們才剛剛償還了創(chuàng)辦雜志欠下的大筆債務，整個滾石唱片只有六個人。
上世紀70年代在廣告公司干得風生水起的段鐘沂，因為和弟弟共同的夢想，憑借年輕和熱情創(chuàng)辦了一家小小的唱片公司，并隨之一路經(jīng)歷了三十年間音樂工業(yè)的風云變幻和滾石唱片的起起落落。在回首這三十年歲月時，段鐘沂多次提到“意外”這個詞：滾石的成立是個意外，能夠遇到那么多的好歌手和制作人是意外，公司走向興盛或衰落的每一步都是意外，能夠讓滾石出品的音樂進入很多人的個人記憶，則是諸多意外之中最大的驚喜。本版采寫/本報記者 李志明
創(chuàng)辦滾石唱片因緣造就
新京報：今年是滾石唱片成立三十周年，有很多媒體都對此做了回顧性報道，你一定也接受了很多相關采訪，現(xiàn)在對“三十年”這個數(shù)字是否有什么特別的感觸？
段鐘沂：我經(jīng)常說的一句話：從滾石唱片的誕生，發(fā)展，直到今天，每一步都是意外，所有的事情都是因緣造就的，也可以說是命運。如果不理會滾石唱片所處的大時代，我所經(jīng)歷的也不過是一家本土唱片公司一路走來的一些點滴而已。但這二十年來，我遇到的每一個人都在講，我是聽著滾石的音樂長大的，滾石影響了我的生活。對我個人而言，創(chuàng)辦滾石的時候我32歲，現(xiàn)在我62，三十年看起來很長，一轉眼就過去了。我不會用興衰來講滾石，今天的滾石對我們來講是一個過程，不是一個結局，無論滾石發(fā)生什么樣的狀況，也只是過程。
新京報：滾石唱片的前身是你和弟弟三毛(段鐘潭)創(chuàng)辦的《滾石》音樂雜志，創(chuàng)辦雜志時的契機是怎樣的？
段鐘沂：追根溯源的話，應該是在1960年之后美國打越戰(zhàn)，臺灣成了美國大兵在亞洲的休假基地，本來文化很閉塞的臺灣一下子進來了大量的美國流行文化，包括西洋音樂和美國雜志，比如《Rolling Stone》。1976年我當兵回來，剛好是臺灣經(jīng)濟起飛，全民創(chuàng)業(yè)，我就和弟弟一起創(chuàng)辦了《滾石》雜志，介紹西洋的搖滾音樂。《滾石》雜志是臺灣搖滾音樂的鼻祖，當時雜志的撰稿人是搖滾音樂的第一代寫手，他們的文字啟蒙了臺灣第一代音樂工作者。
新京報：當時雜志的內容都是以美國搖滾樂為主嗎？那幾年臺灣的民歌運動應該也已經(jīng)轟轟烈烈了。
段鐘沂：沒錯，民歌運動也是1976年開始的。這場文化運動對臺灣，甚至全華語地區(qū)的流行音樂后續(xù)影響都很大，除了“唱自己的歌”，民歌運動最重要的意義是培養(yǎng)出來了非常挑剔的一批“聽音樂的人”，聽眾的欣賞水平被拉到很高，反過來帶動音樂產(chǎn)品越做越精良，像侯德健、羅大佑、葉佳修、李宗盛他們都是受那些民歌手的影響開始創(chuàng)作。《滾石》雜志做到后期的時候也開始大篇幅的報道一些臺灣本土的歌手，比如齊豫、鄭怡、木吉他。做唱片公司的想法大概也是那個時候開始起心動念的。
里程碑三張唱片奠定風格
新京報：人們印象中的滾石，是旗下大牌歌手音樂人云集，幾乎壟斷了大半個華語樂壇的音樂巨頭，你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
段鐘沂：滾石唱片剛開始創(chuàng)辦的時候有六個股東，除了我和弟弟之外，還有兩個重要的股東是吳楚楚和彭國華，他們三年后離開滾石創(chuàng)辦了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叫飛碟，成了我們最大的對手。剛開始做公司時大家都想得很純粹，就是把音樂做好。雜志時期，公司的口號是“滾石愛你，永志不渝”，拿讀者當我們終身的伴侶、愛人去愛。后來滾石唱片的口號是“我在滾石，我很重要”，就是要讓每一個員工知道，滾石是屬于大家的，要對所有的作品，所有聽歌的人負責。
新京報：那么在滾石成長的過程中，有沒有哪幾張唱片特別重要，成為了滾石的里程碑呢？
段鐘沂：我印象最深刻，也認為最重要的，基本上是滾石的頭幾張唱片。比如公司的第一張唱片《三人展》，這張合輯的三個歌手吳楚楚、李麗芬、潘越云的唱功都非常出色，她們打破了界定歌手的規(guī)則，證明了歌手不一定要長得漂亮，會唱歌才是最重要的。
接下來的一張就是潘越云的《天天天藍》，賣得非常好。那時候的市場一般唱片是三萬張，《天天天藍》賣到了七萬張，最重要的是她讓媒體、聽眾，以及整個產(chǎn)業(yè)知道了什么是滾石的風格。她的聲音真的是非常特殊，而且她不需要刻意營造她的特殊。
第三張關鍵的唱片是羅大佑的《之乎者也》，那時候他還在做醫(yī)生，當時并不流行所謂創(chuàng)作歌手(Singer-songwriter)的概念，甚至于報紙上有一個記者預測這張唱片只能賣兩千張，但我們很肯定地和羅大佑講，不管賣多少張，這就是我們要做的音樂。結果《之乎者也》賣了14萬張，最后媒體評價說這張唱片是“在臺灣國語流行樂壇投下的一顆改變流行樂史的原子彈”。
另外一張唱片可能現(xiàn)在聽過的人不多，就是陶大偉(陶喆的父親)、孫越的《小人物狂想曲》，這張專輯為臺灣唱片業(yè)開辟了一個新的路線，之前的唱片都是制作導向，重視的是詞曲和編曲，《小人物狂想曲》這一張是企劃導向的，我們第一次運用企劃能力讓唱片產(chǎn)生獨立的力量和生命。在我看來，是這幾張唱片建立了滾石的風格，也讓臺灣流行音樂走向了一個新的時代。
新京報：滾石唱片在黃金時代創(chuàng)造了很多輝煌的銷售紀錄，其中有一些可能永遠不會再被打破，你覺得滾石能夠在華語樂壇一家獨大，是否因為你們擁有最好的藝人和制作人。
段鐘沂：我倒是覺得，滾石能夠走到那樣一個地位和影響首先是因為所處的時代。記得1988年我來北京談唱片引進還要經(jīng)過東京偷偷摸摸地進來。后來隨著兩岸“解嚴”，臺灣的音樂才得以大量的引進內地，否則滾石再怎么樣，也只不過是臺灣本土的一家唱片公司而已。到了1990年左右，全球五大唱片公司也發(fā)現(xiàn)了華語音樂的市場越來越大，紛紛進駐臺灣自己來開分公司，大肆收購本土唱片公司，瞄準的就是中國內地的巨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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