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我老實跟你講,我頂想做的不是畫圖畫!”忽一日逸飛下巴揚起來,凜然語告,“我總有一天要來拍電影!”……他的電影,我是看過的。第一部力氣用足,意象紛亂,那樣子的沒有故事,沒有結(jié)構(gòu),可以的,然而畢竟是繪畫的想象與影像敘述不是一回事。
可是拍成一部電影好不容易啊,他總算還了第一筆夙愿。《人約黃昏》相當(dāng)可看,比比凱歌的《風(fēng)月》、藝謀的“搖啊搖”,一是陜西知青,一是北京知青,懂什么舊上海與舊江南?到底逸飛是上海人,遙想他童年五六十年代,馬路上的上海人其實全是過來人,結(jié)果是連背景群眾的衣帽扮相也都經(jīng)得起看。逸飛鐘情歐洲文藝片的所謂“優(yōu)雅”情調(diào),也還貫穿全片,多少有點意思在,我不喜歡的是原作,這便是逸飛的趣味了。
……
逸飛的美學(xué)理想,由他謂之為“古典”,其實近于沙龍,沙龍作風(fēng)原本即是近東題材,極其異國情調(diào)的,故而為美國上世紀(jì)初的沙龍寫實繪畫所引鑒。逸飛選擇了美國,上海成全了逸飛,均可窺見內(nèi)在的因緣,因1990年代的上海夢便是紐約夢,而人在紐約的陳逸飛1990年代回上海,他成為紐約與上海在1990年代的私人中介與公共偶像,說來正好,其實很對。國中美術(shù)界對逸飛的近作多有輕視與非難,恐怕是不了解美國,也不愿了解逸飛與上海。我們不能因他的迷戀“古典寫實”,便拿去和歐洲正脈比,非要比,國中幾代畫家誰有資格比?倘若放下這一節(jié),則小范圍看,逸飛自1970年代至1990年代,委實給上海地面的繪畫故事作了戲劇性的交代,大范圍看,則國中繪畫圈數(shù)十年可數(shù)的人物中,豈能缺一個陳逸飛。
而逸飛長袖善舞,后來攤子鋪得那么大,便是他自己在“文革”時也萬萬想不到。社會上于逸飛的觀感與議論,早已是他繪畫之外目不暇接的事業(yè):于是又有側(cè)目與非難。從異議的一面看,說重了,便是少見多怪;從美國一面看,則事屬當(dāng)然。美國文藝家做生意、出秀場、當(dāng)明星、變角色,實在司空見慣,安迪·沃霍爾功名既就,出入衣香鬢影,偕從三教九流,一生至死,便是“公開展示的存在”。于是從逸飛那一面看,他倒是挑釁而放膽,索性把自己交給公眾與時代。1990年代什么時代?全中國傳奇性大幅度轉(zhuǎn)型、現(xiàn)代化是也。他當(dāng)初慨然出國,敢想敢干,后來是相機(jī)歸來,愈加敢想敢干。多少人有其心而無其力,有其念而無其膽。此所以逸飛式的人物不嫌其多,惟嫌其少,不然上海灘文藝時事豈不更精彩?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逸飛不是讀書人,而是行動家。
從《黃河頌》、《紅旗頌》的革命主題,到《大提琴手》、《潯陽遺韻》的異樣姿媚,陳逸飛坦然呈示了自己的情懷,而我們的國家與時代,以“文革”而改革,為他鋪墊了雙重背景,雙重機(jī)遇:30多年來,逸飛時時代表著中國式的“先進(jìn)文化”,與時俱進(jìn),與時俱榮。他可能階段性冒犯了半生不熟的時代,他也難免得罪到昔日圈內(nèi)的友朋與合作者,而急于事功做大事,顧不得那許多——以我對逸飛的了解,他已是太過忙碌太周全,當(dāng)聞知噩耗,我們誰都會承認(rèn),他仍在舊夢中,不甘斷念于做個藝術(shù)家,其代價,竟是自己的隱病與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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