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問西東——從絲綢之路到文藝復興”新聞發(fā)布會現(xiàn)場

這是一個關(guān)于古代中西文明交流的故事，我們今天只知道在現(xiàn)代社會，西方文明強烈地影響了我們，卻不曾感知在更久遠的時代里，中國文明曾深刻地影響了西方。我們只知道一個馬可·波羅，但在塵封的歷史長河中，其實曾有著無數(shù)個馬可·波羅，他們的行走串聯(lián)起整個歐亞大陸，他們的足跡遠比今天我們所認為的更頻繁和遼闊，他們不僅帶來了新奇的物質(zhì)和見聞，更因此而產(chǎn)生了長久的改變……

“無問西東——從絲綢之路到文藝復興”展覽現(xiàn)場

這就是“無問西東——從絲綢之路到文藝復興”展覽，來自意大利21家博物館、國內(nèi)17家博物館，共200余件（套）珍貴文物，用穿越歲月的見證與痕跡，無聲地講述著近20個世紀以來，發(fā)生在亞歐大陸上的真實文明互動。

展覽策展人、中央美術(shù)學院人文學院李軍教授在導覽

本次展覽策展人，中央美術(shù)學院人文學院李軍教授說：“文物自己會說話。”在談到展覽的策劃緣由時，他說最早是2002-2004年我在法國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中短期工作時，博物館正在舉辦一個明式家具的展覽，在開篇處就是一個明式家具和18世紀洛可可風格的歐洲家具的對比，后者無論是在造型還是裝飾的螺鈿工藝都明顯地模仿了前者，那一刻讓我感受到：古代實際上參與塑造了現(xiàn)當代，而東方也參與塑造了西方。因此，我當時就以“在最遙遠的地方尋找故鄉(xiāng)”作為題目寫了一篇文章。（注：這成為后來展覽在湖南博物館首展時的題目）后來，他在研究中開始逐步發(fā)現(xiàn)西方的很多藝術(shù)與文化現(xiàn)象的背后，都隱藏著與東方世界的關(guān)聯(lián)。

廣東新會博物館藏《新會木美人》與意大利烏菲齊美術(shù)館藏楓丹白露畫派油畫《沐浴中的女人》的對比

幾年前，李軍教授到廣東博物館觀看一個關(guān)于海上絲綢之路的展覽，其中一件藏品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廣東新會博物館收藏的一對木美人，在看到她們的瞬間，他心中一動，覺得這兩名婦人的形象好像在哪里見過，卻一時想不起來，直到籌備這次展覽的時候，他才恍然大悟——她們與法國盧浮宮里收藏的楓丹白露畫派畫作《加百列·埃斯特和她的妹妹》里主人公的面容實在是太像了！宛如同一對姐妹，只是姿態(tài)不同。這兩件作品原先是媽祖廟的兩扇門，通過仔細辨識，推斷它們本來是西方油畫，后落入中國人手中，改換用途，歷經(jīng)火災焚燒和風吹日曬，保存至今。而它們究竟是怎樣飄洋過海來到中國？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西方油畫中人物所持的青花瓷盤

這只是發(fā)生在16世紀的一個案例，而關(guān)于這樣的案例在這個展覽中還有很多很多。整個展覽分為“大漠之舟”、“跨越七海”、“帝國剪影”、“鳳凰西行”、“絲綢之夢”、“世界交融”六個部分。整個展覽以一種物質(zhì)分類和主題故事的方式，將近2000年間發(fā)生在亞歐大陸上中西文明的交流進行對比式地呈現(xiàn)，很多中西器物是第一次面對面、近距離坐在一起，但從文明彼此影響的視角來看，它們是“老朋友”了。

西方大理石雕塑中的女神形象穿著來自中國的絲綢

第一部分“大漠之舟”，講述的即是“陸上絲綢之路”上的交流與互動。它分為“別樣的青銅”、“玻璃的流傳”、“遠去的駝鈴”、“女神的姿態(tài)”四個小節(jié)，通過對比意大利和中國出土的青銅器、玻璃珠飾和絲綢等多種材質(zhì)的文物，揭示兩國文化在十幾個世紀間的互相影響。

藍色玻璃珠和蜻蜓眼玻璃珠，均為戰(zhàn)國時期，湖南省博物館藏

例如蜻蜓眼式玻璃珠原是古埃及人抵御“惡眼”邪惡力量的護身符，后很快在歐亞大陸盛行。輾轉(zhuǎn)至楚地之后，楚人仿制的同時，根據(jù)自己的審美習慣進行了再創(chuàng)作。在公元前幾百年的時候，歐亞大陸就有著如此神秘的交流和影響，在今天看來非常不可思議，然而就是這些看似不起眼的蕞爾小物，卻蘊藏著風光無限的大千世界！

西漢帛畫《天文氣象雜占》 西漢  湖南省博物館藏

中國早期羅盤

第二部分“跨越七海”，講述的是“海上絲綢之路”。中國發(fā)明的指南針和羅盤在傳播到歐洲之后，極大地促進了歐洲航海的發(fā)展，反而又打開了西方通向富庶的東方世界的大門。

南海一號海底打撈瓷展示現(xiàn)場

在這一部分中，中國最早的羅盤、碗式指南針有所呈現(xiàn)，而“南海一號”水下考古中發(fā)掘的瓷器也頗引人注目，這一部分被設計成一個昏暗的拱形隧道，唯有海底打撈瓷在聚光燈下熠熠生輝，仿佛穿越了海底隧道。

李軍教授講述《弗拉·毛羅地圖》

《弗拉·毛羅地圖》隱藏的秘密

這一部分中，誕生于西方及中國的最早一批航海圖，顯示著古人對世界的初步認知。在威尼斯共和國的天主教修士、地圖學家弗拉·毛羅(Fra Mauro)1459年繪制的地圖中，清晰著繪有處于亞歐大陸另一端的大都和盧溝橋，同時記載著一艘中國帆船已經(jīng)到達并越過非洲的西南角，而此時葡萄牙的航海帆船才只探索至非洲西海岸的中部。這樣的“圖像式暗示”提醒了葡萄牙人，他們在30年后就到達了非洲南端，進而打開了通往印度及東方的大門。

《拂郎國貢天馬圖》 明摹本 故宮博物院藏

第三部分“帝國剪影”，則講述的是以馬可·波羅這樣的旅行者的視角，再現(xiàn)了大元首都“大都”的輝煌。在歐洲東行者的眼中，帝都壯麗的建筑、美麗的陶瓷、動人的藝品，如七色霓虹般絢麗。此單元以“王朝面孔”、“七色霓虹”、“天馬的足跡”和“馬可·波羅的行囊”四個小節(jié)，敘述了行旅者的所見所聞，通過展示各種珍貴的史料，勾畫出一個真實的東方國度，也體現(xiàn)出這些早期文化使者的重要作用。

美第奇軟瓷罐,1575年,明顯模仿中國青花瓷，但由于燒造溫度以及材料的局限，燒成的并不是硬瓷而是一種“軟瓷”。

第四部分“鳳凰西行”，講述了這些東西文明的使者們在返鄉(xiāng)的行囊中所裝載的商品、禮物。這些物品不僅作為“奇觀”被帶回了西方，更重要的是與西方生活、文化融合之后，產(chǎn)生了怎樣的影響。本單元以“青花變奏”、“蓮枝交纏”、“鳳凰之旅”，共同呈現(xiàn)東方文明在歐洲引起“水花和漣漪”。

鳳凰紋織金錦 14世紀上半葉 意大利威尼斯莫切尼戈宮藏

動物和花卉紋刺繡  16世紀 意大利威尼斯莫切尼戈宮藏

紅緞地鷹紋絲綢殘片 13世紀 意大利威尼斯莫切尼戈宮藏

教皇本篤十一世的加冕服，有明顯的“補子”裝飾

清明上河圖（明）與歐洲風俗畫的對比

第五部分“絲綢之夢”，重點講述了絲綢這一載體，以“奇異的動物”、“熟悉的圖案”和“移動的風景”為子題，講述在東西方文明間產(chǎn)生的交流與互動。來自意大利博物館的古代絲綢殘片和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絲綢博物館的絲綢殘片相對比，其圖案相似性不言自明。更有意思的是，中國古代官員官服前面的“絲綢補子”竟然深刻地影響了西方，成為西方上流或重要場合所穿服裝的時尚設計。

西方“圣母子”繪畫題材和明代唐寅的《送子觀音》對比

第六部分“世界交融”，文化的交往是雙向的，中國的文化同樣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本單元將探索中西文化交往在中國本土留下的物質(zhì)與文化藝術(shù)的痕跡，以及所產(chǎn)生的影響。分為“圣母與觀音”、“十字蓮花”、“西學東漸”三部分，用中西圖像符號對比的形式，反映中國文化藝術(shù)中的西方元素。新會木美人和烏菲齊美術(shù)館的油畫《沐浴中的女人》就呈現(xiàn)在這一單元。

《幾何原本》（中文版） 1510年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幾何原本》（拉丁文版） 1510年 意大利羅馬中央國家圖書館藏

同樣是1510年的《幾何原本》拉丁文版和中文版靜靜地躺在同一個展廳里

本次展覽首先作為湖南省博物館2018年開年展以“在最遙遠的地方尋找故鄉(xiāng)——13-16世紀中國與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的題目展出，本次來到國博更增加了展覽的時間跨度、內(nèi)容厚度和展品精度。尤其是國家博物館關(guān)于絲綢之路的精美藏品將原來13—16世紀的跨文化交流擴展為2000年的時間跨度，同時來自故宮博物院的宋畫等書畫精品也大大提升了本次展覽的精彩程度。

元黃公望的《溪山雨意圖》，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須彌座祭壇式墓垛石 元代  出土于泉州

策展人李軍教授說：“我們不能強制所有的文物都發(fā)出同一種聲音，把它們投入到牢籠之中，你訓練它們只能說這種話；如果它們自己能說話，它們一定會發(fā)出不同的呼聲。所以我們更多地是讓文物說話，但由于它們并不能真的說話，所以我們要幫助大家找到一些由頭或線索，將它們找出來，并列在一起。“他用“全球博物館最精美的展品，揭示世界歷史最深刻的變革，一部用文物和藝術(shù)品講述的‘馬可·波羅游記’，一次無問西東、只問真理的探求”來形容本次展覽。

李軍教授講解展覽

這次展覽不僅從以往西方藝術(shù)對中國藝術(shù)的影響入手，更是首次從一個特殊的視角審視了中國藝術(shù)對歐洲文藝復興的影響。在地理大發(fā)現(xiàn)和文藝復興之后建立的“現(xiàn)代世界體系”之前，其實已經(jīng)存在多個世界體系，而在這些世界體系中，尤其是廣袤的亞歐大陸上，各國聯(lián)系之密切、交流之廣泛，遠超我們今天認知的程度。不同文明之間彼此交融、共同發(fā)展、兼收并蓄的千年史詩，揭示著多元文化交融共生、不同文明相互影響的歷史脈絡，而這正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gòu)建提供著史實基礎。（本文精彩展品賞析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精彩展品賞析：

圣史蒂芬

1320年—1325年 喬托?迪邦多內(nèi)

木板坦培拉

84cm×54cm

意大利佛羅倫薩霍恩基金會藏

這是喬托創(chuàng)作的多聯(lián)畫的一聯(lián)。圣史蒂芬擁有一雙類似東方人的細長眼睛，帶有金色頭光，雙手持紅色精裝圣書；他身穿的鑲邊法衣胸前有方形裝飾，與中國古代服飾上的“補子”相似，可能受到了東方時尚的影響。

圣母加冕

1406年—1481年 薩諾?皮埃特羅

239cm×197cm×14.5cm

意大利錫耶納國家畫廊藏

該祭壇三聯(lián)畫表現(xiàn)了耶穌為圣母加冕的場景。畫中的圣母、耶穌和圣奧古斯丁皆著華麗的絲綢服裝；在背景的紅色帷幔和圣母的袍服上，還可以清晰辨認出鳳凰的圖案。公元14世紀，東方時尚流入歐洲后風靡一時，猶如鳳凰由東向西飛翔，翩然停落于這幅畫中。

沐浴中的女人

公元16世紀末 楓丹白露畫派畫家

木板油畫

158cm×129cm×10.5cm

意大利烏菲齊美術(shù)館藏

右側(cè)婦人伸出右手，欲為左側(cè)背身的女性藏戒指。紅色帷幕，浴室場景與人物形貌，均與《加百列和她的姐妹》相似；梳高髻、呈四分之三的正側(cè)面，則與新會木美人同。三張畫猶如同一對姐妹呈現(xiàn)的三種姿態(tài)。

馬可·波羅遺囑

1323年

羊皮紙，墨筆

67cm×24.5cm

意大利馬爾恰那國家圖書館藏

馬可·波羅在遺囑中安排妻女為自己的遺產(chǎn)托管人，繳納什一稅，免除他人債務，向教會捐獻，還賦予 “韃靼仆人”彼得自由權(quán)利，并給予一筆遺產(chǎn)—100里拉威尼斯金幣。這位韃靼仆人在自己的遺囑中署名為彼得魯斯·蘇萊曼（Petrus Suliman）。

花神芙羅拉

公元1世紀

47cm×41cm×6cm

龐貝出土

意大利那不勒斯國家考古博物館藏

公元79年，維蘇威火山突然爆發(fā)，將羅馬帝國的龐貝古城覆蓋。公元18世紀中葉，經(jīng)考古工作者挖掘，龐貝重見天日。這幅《花神芙羅拉》即發(fā)現(xiàn)于古城中一所別墅的臥室內(nèi)。壁畫中，可見這位身著絲綢的女子，衣袂飄飄，盡顯曼妙嫵媚的身姿。

“馬可?波羅罐”

宋代（960年—1279年）

高12.38cm, 腹徑8.26cm

意大利威尼斯圣馬可教堂藏

四系陶罐，胎體較厚，施白釉，器身裝飾蕉葉、纏枝花卉等四層印花紋，罐底未施釉，產(chǎn)自福建德化窯。舊傳由馬可?波羅帶到威尼斯，實際上更可能是威尼斯人在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期間，從君士坦丁堡帶回。

溪山雨意圖(局部)

元代 黃公望

29.8cm×106.6cm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畫面近景有坡石樹木，遠景為無盡的云山，將畫面一分為二的江水由右向左逐漸開闊，兩岸的景色則隨之退縮，融合了平遠、深遠等構(gòu)圖技法的畫面可能受到趙孟《水村圖》影響。此畫由黃公望兩次繪制而成，上有倪瓚、文彭題跋。此畫與公元15世紀歐洲早期風景畫形成鮮明的對比。

水竹居圖

1343年 倪瓚

紙本設色

113cm×53cm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水竹居圖》軸系倪瓚為好友高進道遷居而作，全畫取平遠之法，繪江南初秋景致。近景為五株生于溪邊的雜樹，兩間茅屋掩映于竹林之中，與遠處綿延起伏的群山彼此呼應，意境蕭索，融入了隱逸山林之精神理想。畫法仿五代董、巨筆意，青綠敷染，構(gòu)圖較晚期更為寫實而緊湊，是倪瓚筆下少見的設色山水作品。

新會木美人

明代（1368年—1644年）佚名

木板油畫

160cm×41.5cm×8cm

新會博物館藏

木板上繪兩個與真人等大的青年女子，殘損嚴重，但從胸部能依稀分辨出漢式服裝，從其他部位還能發(fā)現(xiàn)西式長裙和袖口紋飾的痕跡。人物梳高髻，呈四分之三正側(cè)面，鼻梁高挺，具有明顯西方人特征，與公元16世紀末楓丹白露畫派筆下的歐洲女性尤為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