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其

由我策劃的2009首屆北京798雙年展，準備邀請一些非藝術家參加，比如重慶釘子戶吳萍、成都的范跑跑以及一些下崗工人和殘疾人。

雙年展邀請非藝術家以及有爭議的社會人物的概念是由我提出的，行為藝術單元的策展人王軍居然迅速聯(lián)系上了這些人。他們去成都專程給范跑跑下聘書，并在成都舉辦了范跑跑進軍798雙年展。第二天，國內數(shù)家媒體報道了此事，也因此惹上了麻煩。

范跑跑被再次推上了聚光燈下，網上出現(xiàn)了不少質疑和反對聲浪。在7月15日的雙年展新聞發(fā)布會上，幾乎每個記者都少不了提問范跑跑做藝術家參加雙年展的事。范跑跑該不該參加雙年展？他有沒有資格做藝術家？他是否利用798雙年展炒作自己？798雙年展這樣做是否在鼓勵一個利己主義者？

作為雙年展的總策展人，我在新聞發(fā)布會上正式表態(tài)：我并不認同范跑跑的價值觀，但范跑跑能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態(tài)度和看法是值得欣賞的。我們很多人也許道德價值觀比范跑跑高尚，但未必比他坦誠。我們的媒體能夠公開討論范跑跑的價值觀，這本身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進步體現(xiàn)。范跑跑表達了一種利己主義，利己主義固然談不上高尚，但也不是一種“錯誤”。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就是意味著允許利己主義的價值觀存在。

我為什么考慮邀請釘子戶吳萍、范跑跑這樣的非藝術家，主要理由：一是當代藝術要向中國的現(xiàn)實學習。中國正在發(fā)生的現(xiàn)實變革及其創(chuàng)造力已經超出了藝術家的想象力和觀念，充滿戲劇性和超現(xiàn)實感，重慶釘子戶的現(xiàn)場比當代藝術還更像一個原創(chuàng)藝術作品，范跑跑勇敢的自我表態(tài)要比很多藝術家活得真實。

第二，雙年展不一定是個優(yōu)秀藝術品的集錦展，它也可以成為一個討論問題的平臺，讓當代藝術參與中國社會的進程，并有助于促進中國社會的集體精神狀況的改進，也是本次雙年展的展覽理念。釘子戶吳萍、范跑跑是中國社會各種利益和價值觀沖突的交匯點，他們代表這個時代的一種社會人群之間的沖撞和沖突，釘子戶現(xiàn)場和范跑跑的個性實際上都很“當代藝術”。

我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了，但事后覺得我好像犯了跟范跑跑同樣毛病，即把一件事情的理由表述得過于邏輯化和觀念化是過于書生氣的表現(xiàn)。比如將地震時老師要不要逃跑的問題，上升為“人為誰活著？”這樣的利己主義的理念層次，實際上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huán)。每一件事都有利己利他的成分，有時出于利己的念頭，也許做出的事情是利他的；有時候凡事利他動機的人，也不見得所做的每件事情都能利他。

再者，思想意識和行動未必是一致的，沒有人能保證自己地震時不貪生怕死，在生死關頭，人也不可能還去道德思考，逃不逃是瞬間反應。范跑跑的麻煩在于，他是個思想和哲學愛好者，他去把自己瞬間反應的事情總結成“主義”，并把這個“主義”表述出來了。我上學時期差不多也是這種人，不把一個事情總結成“主義”不罷休，并且還要在“主義”層次與人激辯，但實際上在經歷這個事情的時候并沒有想很多。

在“主義”這個事情上執(zhí)著，還有沒有意義？鑒于范跑跑的提前曝光，有朋友提醒我別搞過頭了，釘子戶代表對抗政府，范跑跑代表非主流價值觀，過于放大這兩人會有風險，使用范跑跑也有使雙年展娛樂化之嫌。

不過有一個困惑，我有些不解。我們798雙年展還有一個“下崗工人藝術救助”項目，要把普通的下崗工人培訓成藝術家，但新聞發(fā)布會上沒有任何一個記者提及這個項目，而且在為這個項目尋求贊助時，也沒有多少人幫助。這是一個娛樂的年代，范跑跑只是一個娛樂符號，他的真名叫范美忠。

我在新聞發(fā)布后想：范跑跑現(xiàn)在確實很被動，他也許應該做件什么對社會有益的實事，而不是給人感覺他爆得大名后又要成為“表演”藝術家。他確實不能因為靠利己主義辯論就混名聲。利己可以是個處理世事的原則，但不能變成主義，這一點他沒能對公眾講清思想分寸。

在這個多元時代，書呆子要把偶發(fā)的“人生”上升為主義，政治家要弘揚好的一面，媒體則要找對立雙方捉對廝殺，而我這個策展人呢，要把人抓過來促進問題的討論。可能最傻的還是要執(zhí)著討論“主義”和問題的書生，在這個時代，聰明人多半是做利己主義的事，但不能嘴上說利己主義，而范跑跑偏偏說出來了。

2009年7月18日寫于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