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和藝術

　　孫振華

　　汶川地震一周年快要臨近了，社會各界紛紛醞釀，似乎要有所表示。

　　一次偶然聽到幾個搞藝術的人在議論，準備籌備一個汶川地震一周年的藝術展。其中有的人主張就在本地辦；有人則提議說，要辦就應該辦到北京去，影響更大些。

　　展覽想要什么影響？對廣大災區(qū)人民？對社會觀眾？還是對藝術家自己？

　　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面對災難，藝術何為？藝術家何為？

　　面對巨大的災難，一個從事藝術工作的人實際是具有雙重身份的。一重身份是作為公民，作為個人；他可以做志愿者、當義工，可以募捐、籌款等等。另一重身份是藝術家，他的工作是利用他們所掌握的技術，從事視覺圖像的創(chuàng)作和傳播活動。

　　我注意到，藝術家常常會忽略自己作為公民的個人身份，他們對救災的作用，更希望通過自己的第二重身份來實現(xiàn)。盡管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也參與了募捐，但是更多的人是通過捐出自己的作品，或者通過舉辦展覽和作品義賣來幫助災區(qū)。

　　這種做法其實是把自己的“藝術”放大了；對許多藝術家而言，這種做法已經(jīng)成為一種由來已久的習慣。

　　就拿災難后藝術家所創(chuàng)作出的那些表現(xiàn)災難的“藝術品”來說，那些作品究竟有多大的拯救作用和療傷作用？

　　在我看來，對災民而言，你與其讓他們觀畫，不如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和他們說說話，談談心，哪怕什么都不說，陪他們坐著，恐怕也要比在家里畫畫，舉辦展覽、參加義賣更有效果。

　　對于從災難中走出來的人而言，讓他們反復觀看表現(xiàn)災難的作品，其實是一種折磨，是一次次掀起他們的傷口，一次次挑起他們內(nèi)心的巨痛。

　　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看待“藝術的僭越”，以及把握好其中的倫理尺度。

　　“藝術的僭越”是我想出來的一個說法，它的意思是，藝術作為社會的一個子因素，它應該從屬于社會的總體利益和總體目標，但是在實際生活中，社會的災難，社會的痛苦，常常成為成就和催生藝術的土壤和條件，也就是說，在很多時候，國家、民族的不幸成為藝術幸運的必要條件，國家、民族的不幸與藝術的幸運形成了一種因果關系，這就是藝術的僭越。

　　古人早就意識到這一點：“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始工。”“文章憎命達。”“文窮而后工”……

　　拿抓拍到三歲敬禮兒童郎錚的攝影作品為例，作者楊衛(wèi)華如果不是因為地震災難，他可能永遠都是一個小報紙的記者，他不太可能獲得攝影金獎，也不可能為國人所認識。在這個意義上，他似乎應該感謝災難。

　　楊衛(wèi)華本人也敏銳地感覺到了這一點，他在得知獲獎后這樣說，“這幅作品是用5萬多生命換來的，假如可以在獲獎和不發(fā)生地震之間重新選擇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

　　我們注意到，當災難發(fā)生以后，許多藝術家?guī)缀跏潜灸艿叵氲搅怂乃囆g，在這個過程中，災難本身似乎成為藝術家展現(xiàn)自己，展現(xiàn)藝術的一個契機。在主觀上，他們是為了救災而忙碌：在創(chuàng)作，捐作品，辦展覽；但從藝術的效果而言，他們個人或許成為了受益者。

　　總之，他們的“藝術救援”和“現(xiàn)場救援”的差別很大。是為自己而藝術？還是為災區(qū)而藝術？或者兼而有之？這恐怕是藝術家的一種倫理困境？